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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迁祖薛昂4419--HH+AI===笑指西邻几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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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7 16:15: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历史人物其实是背锅侠?




有哪些历史人物承受了不该有的批评?显示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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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王安石啊

好久没写回答了,这里摘抄一段张邦炜先生的论文

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蔡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6)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人所编《续通鉴纲目》卷九甚至认为;“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

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观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20)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敦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敦“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敦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22)......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27)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28)。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当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31)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较之u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32),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 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33)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 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34)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惠国”为主,其次“惠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好俊,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37)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38)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革。

北宋亡国的缘由:腐败[转帖]_北宋吧_百度贴吧


发布于 2017-07-28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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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7 16:2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宋六贼  播报 编辑  讨论4 上传视频



北宋六贼,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统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人朝庙之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排除异己,私下滥使职权以鱼肉百姓为乐,将民间弄得乌烟瘴气,满目涂炭,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中文名北宋六贼 别    名六贼 国    籍宋朝 民    族汉族 释    义民间对宋徽宗年间六个奸臣的合称 代表人物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 所属时期宋徽宗时期 特    征贪赃枉法、横行霸道 危    害民不聊生 身    份宋徽宗时期大臣


目录

1 历史背景
2 成员
▪ 蔡京
▪ 王黼
▪ 童贯
▪ 梁师成
▪ 朱勔
▪ 李彦

   


历史背景

编辑

 播报

“六贼”之名最早出于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1125年)的上书,陈东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1]  

北宋末年的“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都是宋徽宗的朋友 [2]  。

蔡京与童贯是北宋末年响当当的“六贼”领头人物,腐败得一塌糊涂,搜刮来的银子拿部分 办办公开赛供皇族高官“花差花差”根本无所谓。六人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民间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六贼”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他派朱勔在江南一带搜刮珍奇异宝、名花古木,朱勔及其爪牙们仗着皇帝的势力在江南横行霸道,他们拆墙破屋、敲诈勒索,弄得民不聊生。歙州、睦州一带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也成了朱勔等人骚扰、搜刮的主要地区。歙州、睦州人民痛恨官府,在穷苦农民方腊的领导下举行起义。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李彦遭赐死。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其馀五人先後伏诛:王黼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途中秘密处死;蔡京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途中病死;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赐死;童贯贬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途中赐死;朱勔贬于循州(今广东龙川),不久斩首处死。

六贼令北宋渐渐没落,不久即发生靖康之变。

   


成员

编辑

 播报

   


蔡京

蔡京(1047~1126),北宋奸臣。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与北宋书法家蔡襄是同乡。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后据明代弘治年间编写的《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宋徽宗和王安石的重用。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顺利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一面世,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政府收入有所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在莆田,就有侯官(今闽侯),“长者”李宏应诏,携带巨额家资来莆田建造木兰陂,此陂于宋熙宁八年(1075)动工,历经八年完工。

但此时朝中反对变法者众多,甚至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出面,带头反对。她俩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她俩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动摇,罢了王安石的官。后来后悔了,又请王安石出来重新当政。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由于高太后临朝听政,对变法者大打出手,使北宋政权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惇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重刊兴化府志》说:“章淳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合,帮章解决问题。“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依以济”。这一记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十分敬仰,对他的新法很有研究。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去世,八年后,蔡京还继续宣传和介绍王安石新法,使王安石的遗志有人继承。

但哲宗时的这次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不已,难于取得明显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

   


王黼

王黼(1079—1126),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字将明,原名甫,赐改为黼。为人多智善佞,寡学术。崇宁进士。初因何执中推荐而任校书郎,迁左司谏。因助蔡京复相,骤升至御史中丞。历翰林学士、承旨。勾结宦官梁师成,以父事之。宣和元年(1119),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后代蔡京执政,伪顺民心,悉反蔡京所为,以沽名钓誉。利用权势广求子女玉帛,生活糜烂奢华。请置应泰局,苛取四方水陆珍异之物,据为己有。时朝廷欲联金攻辽,王黼竭力怂恿,不遗余力,且大肆搜括,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缗,买五、六座空城伪称胜利,进封太傅、楚国公。钦宗即位,抄没其家,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被开封尹聂山派人诛杀。为“六贼”之一。

   


童贯

童贯(1054-1126) 北宋宦官,“六贼”之一。字道夫(一作道辅),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宣和四年.攻辽失败,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七年,金兵南下,他由太原逃至开封。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被处死。《宋史》列为“奸臣”。

   


梁师成

梁师成(?-1126) 北宋末宦官,籍贯不详。为“六贼”之一,字守道。政和间为徽宗(赵佶)所宠信,官至检校太殿。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并找人仿照帝字笔迹伪造圣旨,因之权势日盛,贪污受贿,卖官鬻职等无恶不作,甚至连蔡京父子也谄附,故时人称之为“隐相”。钦宗(赵桓)即位后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在行至途中时被缢杀。

梁师成外表愚讷谦卑,看上去老实厚道,不象是能说会道的人,实际上却内藏奸诈,善察言观色,处事老道,深得徽宗的宠信。

梁师成原本在贾祥的书艺局当役,因为本性慧黠,加之在书艺局耳濡目染,也略习文法、诗书。贾祥死后,他便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主管出外传导御旨。这可是个肥缺,所有御书号令都经他手传出来,颁命天下。天长日久,他也看出些门道,找来几个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拟圣旨下传,外廷人不知底细,也不辨真伪。

梁师成虽多少懂些诗书,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大手笔,他却喜欢附庸风雅,自我标榜吹嘘,说自己出自于苏轼之门,还四处宣称以翰墨为己任,常常对门下的四方俊秀名士指点批评。他还在府宅的外舍放置各种字画、卷轴,邀请宾客观赏、评论,题识。如果题识令他满意的他便加以荐引。所以朝廷的大臣谁也不敢低估他背地里都称他为“隐相”。

当时被称为“六贼”之一的王黼,对梁师成更是如子敬父,称之为“恩府先生”。两人府第仅一墙之隔,又在墙上设一小门。日夜往来交通。王黼仗着有梁师成撑腰,强占左邻门下侍郎许将的房宅,光天化日之下,将许将一家从内眷到仆隶一起扫地出门,路人见状无不愤惋叹惜但却无可奈何。

大太监李彦,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继杨戬提举西城所,置局汝州,搜刮民田为公田。焚民故券,使输田租,凡有投诉上报的人,一旦被他知道,使严加拷打,一时死者千万。他还征发财物要求供奉,酷胜朱励,廉费巨万,劳民妨农。他对各地地方官也极不尊重,所到之处,便倨坐在大堂上,监司、都守都不敢与之抗礼,一时结怨于西北。有人告到徽宗面前,徽宗尚未发言,一旁的梁师成却恐有伤同类,厉声说:“皇上身边的人官职虽微,也列诸侯之上,李彦那样做,怎么算是过分呢?”言者惧怕梁师成专权狠毒,当即不敢发怨辞。就连气焰熏天的蔡京父子也丝毫不敢怠慢梁师成。

梁师成利用徽宗的宠幸,将自己名字窜入进士籍中。这样一个太监出身的家伙摇身变成了进士出身,于是迁升为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后来都监建明堂,明堂建成后,又拜节度使,加中太一官,神宵官宫使,历护国、镇东、河杀三节度使,至校检太傅,再拜太尉,开封府仪同三司,换节淮南。

宣和年间,赵良嗣献计联金攻辽,朝臣多不同意。唯童贯、王黼等人意愿坚决。最初梁师成也不同意此计,后经王黼的游说,他才赞同并推荐谭棋作宣抚使。后来王黼等人大肆搜刮,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缗,买空城五六座、假称大捷。梁师成也因“献策”之功晋升为少保。

梁师成不仅独断专行,侍权弄柄,还通纳贿赂。有个人向他贿赂了数百万钱,他便以此人献颂扬皇上之书有功为名,令其参加廷试。唱第之日,他侍从于帝前,盛气凌人。

徽宗宣和末年,郓王赵楷恃宠企图动摇东宫太子赵恒之位,梁师成竭立保护。后来,赵恒即位(即来钦宗)因念旧“恩”,让徽宗的宠宦都从徽宗东卞,独留梁师成在身边。

但是,梁师成的奸佞却引起朝臣和百姓的强烈反感,太学陈东和布衣张炳上疏力诋其罪。说梁师成情定策有功,身怀异志,表里相应,变恐不测,应正之典型,以谢天下。钦宗虽迫于公议,但还不想下手。梁师成生怕离了钦宗会被人处置,所以寝食都不离钦宗一步。就连钦宗皇帝上厕所,他都恭侍厕外,以防不测。他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日子,见没有什么动静,心下稍安。

就在这时,郑望之出使重营回来。钦宗命梁师成与郑望之持宣和殿珠玉器玩再次前往,并让郑望之先行一步到中书晓谕宰相,如果梁师成去,就扣押定罪。梁师成不知原因,以为警报早除,威风如旧地来到中书,结果被早已守候的兵将擒住,钦宗下诏将其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由开封府支“保护”到任所,行次到八角镇时,府吏缢杀了梁师成,上表说其“暴死”。

   


朱勔

朱勔(1075—1126),苏州(今江苏苏州)人。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父子均得官。当时宋徽宗垂意于奇花异石,朱勔奉迎上意,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并逐年增加。政和年间,在苏州设置应奉局,摩费官钱,百计求索,勒取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此役连年不绝,百姓备遭困扰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方腊起义时,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朱勔在竭力奉迎皇帝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他权势煊赫,谄事之人立即得官,不附己者统统罢去,州郡官吏奔走听命,奴事朱勔,当时号称“东南小朝廷”。钦宗即位,将他削官放归田里,以后又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关押,复造使将他斩首处死。为“六贼”之一。

   


李彦

李彦(?-1126 年),北宋宦官,名列六贼。

给事掖庭出身,后掌管后苑,宣和三年(1121年) 杨戬死,李继为大内总管,将杨之前收括的田地并入西城所,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京东、河北人民群起反抗。太学生陈东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诏罢西城所,将土地还予农家。次年,钦宗赐死李彦。

事见于《宋史·宦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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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北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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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7年,当金兵的铁骑攻破了汴京城之后,正式宣告了建国167年北宋的灭亡。在很多人看来,北宋的灭亡是由金国的进攻直接导致的。诚然这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造成北宋亡国的深层次原因,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北宋自身。



北宋之亡,亡于腐败

造成北宋灭亡的自身原因有很多,诸如重文轻武、积贫积弱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贪腐。军政贪腐是当时北宋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虽然宋军跟金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样的差距并不是因为装备、数量造成的,而是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当时的宋军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晌。

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还将军队交给了根本就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高俅等人。根据《靖康要录》记载:“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在童贯、高俅等人的带领之下,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以至于后来面对金兵是不堪一击。



除了军政腐败之外,朝堂之上的腐败也是宋徽宗时代的一大问题。昏庸的宋徽宗在其在位时期,不仅重用了“六贼”,还好大喜功,沉迷女色,挥金如土,大肆修建。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昏庸的宋徽宗的带领之下,所谓的“六贼”也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卖爵,贪污成风,既相互勾结,又针锋相对。“六贼”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于民不聊生。

到了宋徽宗执政晚期,宋徽宗本人才意识到整个国家的腐败之风已经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这是宋徽宗退位之时,发布的《罪己诏》里面的一段记载,从这段记载当中,可以得知晚年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正是由于自己的贪图享乐、放纵下属,才会造成北宋的腐败、衰亡。



腐败之兴,兴于变法

无论是宋徽宗,还是“六贼”,他们都是宋神宗跟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同时“六贼”的崛起,也归功于他们变法派的身份。明朝时期知名学者商辂在其编撰的《续通鉴纲目》里面提出了:“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这样的观点在两宋宋时期更加普遍,宋徽宗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杨时认为造成北宋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在他看来:“蔡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南宋初年中兴名臣南宋赵鼎也曾说过:“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宋高宗赵构同样也认为:“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如此众多的学者,名臣将北宋腐败、灭亡的根源指向王安石,其实是不无道理的。除了因为蔡京等人变法派的身份以外,更多的还在于,造成北宋贪污腐败风气的恰恰是王安石的变法。



王安石心忧大宋江山,推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本没有错。错就错在,王安石变法的部分措施,以及变法时下层官员推行变法措施时的“扭曲”。

比如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当中,比较出名的“青苗法”。“青苗法”的初衷是在灾荒之年,由政府出面给农民低息贷款,让农民安稳地度过灾荒之年。这样就避免了之前老百姓在灾荒之年向地主借高利贷,避免老百姓家破人亡。但是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却变成了官员赚取暴利的工具。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今出钱货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道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本来是帮助老百姓度过灾荒之年的政策,却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变成了强制推行。每一个县府每一年都要有贷款任务金额,如果将钱借给贫农,最后就达不到考核标准。于是底层官员便强迫那些中农、富农来贷款,本不需要贷款的中农、富农最终因为贷款而家道中落。然而这些贷款产生的利息最终却都流到了那些官员的口袋当中。

这样被扭曲的变法措施还有很多,而这些扭曲的变法措施则成为了官员们横征暴敛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北宋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这也是为什么说,北宋之亡,亡于腐败;腐败之兴,兴于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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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王安石、司马光与蔡京想到——温故思今,说社会管理





文磬
为文如磬的思索者——按人会怎样来创设社会怎办……2021-08-25 23:04
   


从宋王安石、司马光与蔡京想到

——温故思今,说社会管理


央视“百家讲坛”近日播出《国史通鉴·宋元时代》,其中说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以及后来的蔡京虽然延续了新法,但宋朝仍然国势日下。

结合宋朝的这段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一些颇为发人深思、有“意思”之处。这里拟略作简析:

一、首先,宋朝积贫积弱,是应该“变法”、改革的。

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且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其没有处理好改革中的社会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没有结合变革中出现的问题动态改进,而是执意偏颇的推进,受到社会上层乃至基层的颇多责难,导致变法几次反复被废除。而又因为其对保持国家实力还是必要的,又得以在“折腾”之后,仍延续执行。

可以看到,即便到宋徽宗时,变法已经几代皇帝,多有折腾,宋徽宗还是对蔡京说,“神宗创法”,“两遭变更”,他“欲上述父兄之志”,还是要推行新法的。


500

二、“变法”主持者王安石、“废法”主持者司马光与第三代延续“新法”者蔡京的相同和不同及其结果

人们也看到,“变法”主持者王安石、“废法”主持者司马光与第三代延续“新法”者蔡京有相同和不同。

从史实可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废法”主持者司马光,还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提出其主张的。他们还是都有“兼济天下的光明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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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看到了宋朝以往的积贫积弱和变革的必要,并提出了变法主张。而司马光,则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没有适当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因为这样引起上下均不满,也在动摇国本,因而反对变法,并且他的态度还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他在新发推行时,在洛阳15年,还被人们称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


500

可惜的是,王安石因为执拗,被称为“拗相公”,没有认真、及时、动态解决变法中产生的问题,导致从贵族到民众对新法都有意见,没有及时改进新法,他的朋友对宋徽宗也说他“吝于改过”,而宋徽宗也同意此说。


500

王安石“认死理”、没有“与时俱进”,这也可说是变法被否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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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马光,虽然也在主观上是为国家着想,但是仅看到变法引发了上上下下不同程度的不满,就全盘否定,因而尽废新法,也是一位“拗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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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双方还因为意气用事,党同伐异,互相打击,导致国家治理相当程度的混乱和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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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王安石,有相同点,都在为国为民。但司马光在为国“理财”上、在怎样具体富国强兵上,并没有拿出有效管用的办法。这是宋朝两位“拗相公”的“差异”所在。

作为第三代延续“新法”者蔡京,虽然据史载是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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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同伐异打击“旧党”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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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等人,在理念上还没有了王安石为天下国家的胸怀,其言行是以谋自己和小集团(朋党)利益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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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味逢迎唯上,“十年间”在废新法的免役法时“先行”,被司马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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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年后看到皇帝有意,即对恢复新法认为可以“不用讨论”“全盘恢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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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即指此人“识者有以见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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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实际上还是教唆、迎合了宋徽宗贪图安逸,以致上行下效,从而加速了北宋的衰败。

三、从王安石、司马光与蔡京的相关史实温故思今,看社会管理

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的教训,可见:

社会管理有设计师与舵手性质。社会变革,要顾及国与家。用今天的话说,是要“集中”,不可能所有人都当、都能当“设计师”,舵手也只能不多的几位乃至一位;同时,也要“民主”,要听取各方的意见,顾及和稳妥处理各方的利益。

采取的社会管理举措,应结合实际,动态变革,要实事求是的动态反馈调节改进;施政者不能“拗”,不能任性偏执,更不能结党营私排异;纠偏不能偏激,忌“翻烧饼”。

蔡京是有能力的,“唯上”的贯彻力还颇强,也是推崇王安石的,但是却没有王安石为天下国家的胸怀,其言行是以谋自己和小集团(朋党)利益考量,仍会加速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对管理者的选拔任用,有重要的借镜意义。

由此想到古今中外,如果思考科学现实高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或许应该有如下方面可圈可点:

——管领者选拔,确需明察公推。并注重起于“士丶卒”者;且必须有多层实践历练;以绩效为标;以德为先,能以民生为本,为公而不谋非分之私。

——管领的方略,具设计师、舵手性质,须行民主集中制。此民主,非简单多数丶极端民主。正如自然科学的真知,很多乃至大多是先由个别先觉者探示一样,社会科学(含管理方略及落实的导引者)的正确,也非在极端民主、简单多数中必能产生。

——对惰政和腐败,正如毛主席早年说的“人情多怠惰”。惰政乃至腐败(非分的谋利),是有“人的自发的怠惰和自利性”为“韭菜根”,实际上难于乃至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只能“永远在路上”的不断“割韭菜”。

——官僚主义,也非仅“怠惰”一因。结构决定功能。简达而非繁复的机构的“结构”,也会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管理机构的勤政廉政,需要教化和实践,由此造就有家国情怀、对国家人民现在未来有高度责任感者。需要经过适当、有效的措施选好“接班人”、领导群体,来保持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已经非以往封建王朝,不会再出现封建的世袭制,经由适当途径选拔、历练,领导人是可以、可能选出廉能者的。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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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神观使  播报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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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神观使

宫观官名。北宋徽宗大观元年 (1107)置,以前宰相充任。其后,执政解职亦除此官。“佑神观”在宋朝时常是的一种虚职,祠禄官,表面上是负责某个祠观,但是是只享受待遇没有具体工作,不需要到岗的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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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云

7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73802&remap=gb

薛秀才
8


王荆公居金陵半山。又建书堂于蒋山道上。多寝处其间。客至必留宿。寒士则假以衾裯。其去也。举以遗之。临安薛昂秀才来谒。公与之夜坐。遣取被于家。吴夫人厌其不时之须。应曰、被尽矣。公不怿。俄而曰、吾自有计。先有狨坐挂梁间。自持叉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留饭。与弈棋。约负者作梅花诗一章。公先输一绝句。已而薛败。不能如约。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滨。芳条弄色最关春。欲将明艳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薛后登第。贵显为门下侍郎。至祀公于家。言话动作。率以为法。每著和御制诗。亦用字说。其子入太学。夸语同舍曰、家君对御作诗。固不偶然。顷在学时。举学以暇日出游。独闭门昼卧。梦金甲神人破屋而降。呼曰、君可学吟诗。它日与圣人唱和去。今而果验。客李骥者。素滑稽。应声蹙頞连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诘之再三。骥曰、天使是时已为尊公烦恼了。盖以薛不能诗。故戏之也。韩子苍为著作郎。人或谮之薛云、韩改王智兴诗讥侮公。其词曰、三十年前一乞儿。荆公曾为替梅诗。如今输了无人替。莫向金陵更下棋。薛泣诉于榻前。韩坐罢知分宁县。其实非韩作。吴傅朋说。金甲事得之吴虎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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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代薛肇明一首  播报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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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代薛肇明一首》是宋代诗人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作品名称又代薛肇明一首 作    者王安石 创作年代宋 作品体裁七言绝句
野水荒山寂寞滨,芳条弄色最关春。故将明艳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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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7 18:13:41 | 显示全部楼层
《梅花》诗:王安石代表作,入选小学课本,为何被古人质疑洗稿?


















Scan me!















大家好,我是以史为鉴。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还因为他是文学家,思想家。

王安石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宋朝诗坛自创“王荆公体”,而且还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可以说文学成就也相当高了。



在王安石一生所写的诗词不少,但是目前只流传下来二十余首经典。

在这二十余首诗词当中,又以短小精悍,仅仅有20字的五言诗《梅花》最为朗朗上口,一千年来都是孩童诗词启蒙的上佳之选,可以说在这方面王安石的《梅花》和李白的《静夜思》有得一拼。

在如今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上,就有王安石的《梅花》诗,这是要求所有二年级小学生必背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王安石的这首《梅花》:

《梅花》

北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的这首《梅花》诗初看十分平淡,没有华丽的句子,也没有对梅花的形态有过多的描写,但是四句20个字读完之后,却回味悠长,耐人寻味。

梅花在中国文化里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含义。

在隆冬时节,万物俱籁之时,只有梅花可以傲雪怒放,这象征着文人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

从先秦时期开始,梅就成为了诗词中经常歌颂的对象出现,后来梅花又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王安石的这首《梅花》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枝开在墙角,也要凌雪怒放的坚强梅花,这也正代表着以作者为代表中国文人的形象。

这首诗仅仅20个字,非常好懂,但是初读是咏梅,再读是言志!

作者就是借着在恶劣环境之中,孤独盛开的梅花去向大家昭示自己坚定的心志:

哪怕我只能生活在墙角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哪怕我被大雪覆盖,我也要向外传递自己的香气,去影响别人。

这梅花是绝世之梅,这人亦是绝世之人!

王安石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二度罢相在家,之前辛辛苦苦搞的“熙宁变法”在自己被罢相后也人走茶凉,几乎全部被废。



第一次因为天气久旱不雨,反对派直接说这是王安石变法搞得天怒人怨,上天对于朝廷的警示,只要皇帝罢免王安石为相,自然就会下雨。

宋神宗忍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压力,第一次让王安石罢相,但是等情况好转后又支持王安石继续维持变法。但是此时的王安石因为长子亡故,变法派内部分裂,皇帝支持力度大不如前等等诸多原因,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在江宁闲居,这首《梅花》诗就是此时所写。

在诗中,赋闲在家的王安石自比墙角孤独的梅花,虽然自己新法被废,梅花也是被大雪覆盖,但是就算这样,也要向外界传递梅花的香气,凸显自己和梅花一样的孤傲高洁的品质。



但是为什么又有人说王安石洗稿呢?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被称为“谪仙才”的李壁,为了更好地了解王安石诗词、生平,曾写过一本《王荆文公诗笺注》。

在这本书里提到,王安石这首《梅花》有可能是来自《古乐府》中一首五言诗:“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

《古乐府》‘庭前一树梅,寒多不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荆公(王安石)略转换耳,或偶同也。——《王荆文公诗笺注》

李璧认为要么是王安石洗稿,将这首诗略加转化;要么就是王安石原创,只不过撞题了而已。



但是后来的文人对此有不同意见。

比如宋末《诗林广记》中就引用了当时文人胡苕隐对于这两首梅花诗词的评价,胡苕隐认为王安石的《梅花》诗虽然沿用了苏子卿的《梅花》诗的立意,但是王安石诗中体现的思维深度和语言技巧都超过原作。

胡苕隐云: “南朝苏子卿有《梅花》诗云: ‘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后韩子苍《咏梅》云: ‘那知是花处,但觉暗香来。’介甫、子苍虽袭子卿之诗意,然思益精而语益工也。” (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二引)

清代文人贺裳也说古乐府梅花诗更加婉约,王安石是理直气壮,可能王安石一辈子就是丝毫不含蓄的性格吧。

《古乐府》: “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介甫又改为“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虽用其语,却全反其意,亦自可嘉。然细味之,则古人之意婉,介甫之气直。大抵介甫一生,不徒事事立异,性亦不耐含蓄。(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



不过话说回来,王安石写诗词、写文章的时候就是非常喜欢化用古代名句为己所用,甚至多次在同时期文人笔记里被人吐槽、

王安石在江宁闲居时,经常去钟山游览,有一天就提笔写了首《钟山即事》,里面有一句就直接借用了南北朝时期诗人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钟山即事 王安石

这句诗词太著名了,唐代的王维“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杜甫的“伐木丁丁山更幽”等句,都可以说化用了王籍诗中的意境,通过动来描述静,通过鸟鸣来反衬山更幽,一静一动,意境极为优美。

但是王安石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一只鸟都不叫,才更能体现出山的幽静来。



于是评论就彻底翻车了,直接被黄庭坚讥讽为“点金成铁”!

“梁王籍诗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鸟不鸣山更幽’,山谷(黄庭坚)笑曰:‘此点金成铁手也’。”——《古今谈概》 冯梦龙

明代王世贞也说王安石这句“复取其本意而反之?”改得真是可笑!清人顾嗣立也说“一鸟不鸣山更幽”这句“直是死句矣。”

不过不论怎样说,王安石的《梅花》诗的确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五言诗,不论是意境还是立意,都值得流传千年。

文/以史为鉴

图/网络

参考资料/

《梅花·王安石》原文与赏析

《王安石改诗,点金成铁》

《段子里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笑话中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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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昂 播报 编辑 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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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昂,字肇明,约生于嘉祐元年(1056 )左右卒于绍兴四年(1134)。
杭州人,登元丰八年进士第。王安石新学门人,崇宁初,历太学博士、校书郎、著作佐郎,为殿中侍御史,试起居郎,改中书舍人兼侍讲,升给事中兼大司成。
至靖康初(1126),薛昂年已七十。已是致仕之年,又以言者弹斥,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已载《本传》。至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丁丑,因杭州军乱,朝廷责薛昂不请命领州事,责徽州居住。
本    名薛昂别    名薛万回所处时代南北宋之交出生地杭州出生日期1056年逝世日期1134年出    处《宋史》性    别男
昂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常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拜翰林学士,以不称职改刑部尚书,转兵部。大观三年,拜尚书左丞。明年,请补外,出知江宁,徙河南。久之,提举嵩山崇福宫。
政和三年,蔡京复用事,昂复自尚书右丞为左丞,迁门下侍郎。寻请罢,授彰化军节度使、佑神观使,改特进,充资政殿大学士、知应天府。昂与余深、林摅始终附会蔡京,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杭州军乱,昂不请命领州事,责徽州居住。
昂主王氏学,尝在安石坐,围棋赌诗,局败,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时人以为笑云。 [1]  李壁于赌棋诗题下注有云:“臣僚尝言其‘以腐儒之学,党附蔡京,致位近弼,当政和宣和间,朝廷大事一无建明,专务谄谀,同恶相济。’观此诗,则昂早从介甫,后为京所引,有自来矣。”
薛昂赋蔡京君臣庆会诗云:逢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据此谓之薛万回。赋蔡京君臣庆会诗出自罗志仁《姑苏笔记》。
又洪迈《夷坚丙志》卷一九“薛秀才”条亦载荆公代薛昂作咏梅诗事,并载他人改王智兴诗讥笑薛昂,托为韩子苍改,韩坐罢知分宁县。通过上引诸条笔记皆可说明薛昂不善为诗,并屡为时人讥笑、嘲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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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相卿评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数据库时代的勘误与辨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仝相卿

2021-09-04 10: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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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2193页,228.00元
《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2193页,228.00元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当时和后世曾长期遭人污谤,然作为文学家的他却受到相当一致的赞誉。欧阳脩曾赠诗称赞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脩撰,李逸安点校:《欧阳脩全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中华书局,2001年,813页)司马光致信吕公著,也称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司马光集》卷六十三《与吕晦叔简·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320页)。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强调:“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赠太傅制》,中华书局,1986年,1077页)大可反映出时人对其文学修养的肯定,故《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年,10541页)当为中肯之总结。这样一位才华卓著的文学家的作品,在北宋末年已经由弟子薛昂奉诏整理集结(汤江浩:《薛昂奉旨编定〈王安石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三期,38-42页),南宋初年更是由詹大和、王珏等付梓刊印,明清之后翻刻不绝,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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