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说益阳│七里桥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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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说益阳│七里桥的来历 2019-11-30 18:26

《老汉说益阳》是人文赫山最早推出的专栏，曾经引起广泛关注。感谢老汉先生再次赐稿，授权发布他最新研究写成的一篇赫山区地名故事。

——编者按

有深圳网友问我：老汉，我老家在益阳的七里桥，能告诉我这个地名的来历吗？

这个问题让我犹豫了很久。说实在的，“七里桥”在湖南乃至国内，可说是一个叫得比较普遍的地名，历史原因不外乎三种：一是距离有名的地标刚好七里地，如永州祁阳县七里桥镇，就是以离县城七里地而沿袭成名；二是在传统文化和古人观念中，“七”这个数字是阳数、天数，是吉祥的数字。《说文》有解：“七，阳之正也”，《三五历记》：“数起于一，主于三，成于五，盛于七”；三是其它特殊的原因。

而益阳的“七里桥”，则属于第三种，甚至可说是奇特得别出一格的一个地名。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的益阳县以及现在的赫山区，都没有这么一个行政地名。如桃花仑、三里桥、马良湖等，曾经都是一个行政单位，或镇、乡、村、社区、居委会等。而七里桥则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行政单位，连村、组、街道这样的小行政单位都没有过。因此，可说是没这么个地名。或者说，七里桥没有地盘或地面，因我们所讲的七里桥，实际上是过去的梓山居委会和现在的萝溪社区。

但这么一个没有地面、也没有桥（1954年前曾有桥）的地名，却又是益阳人最熟悉的地名之一呢？因为这里除了有过去的益阳县客运站、现在的赫山车站外，还有12路公交车从这里经过，公交车站牌上都写着：七里桥。这里是益阳的客运中心和交通枢纽。因此，益阳人都知道七里桥在哪里。

既然是这么广为人知而且叫得响亮的地名，从道理上来讲，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有来历的。并且，经老汉具体考查，此地名除其特殊外，还有领导“七里桥”地名源头的作用。

“七里桥”首次出现在益阳的地名中，是在明朝末年，也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当然，这之前虽不叫七里桥，但也还是有名的，尽管是偏僻的乡野，还是叫“萝溪”。那是根据自然形态而叫的，因这条从梓山向北流往资水的小溪，两旁长满了绿萝而得名。小溪千年流淌，尽管当时上面也曾建过一些竹木小桥，却不足以成名，此地一直都叫“萝溪”。

但明末崇祯十六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43年以后，张献忠在萝溪屯兵便出现了七里桥的名称。老一辈的人传说，癸未年闰八月，张献忠在萝溪修桥，杀了很多人......闰七不闰八，闰八嘎刀杀。

关于这段传说，同治年六修益阳县志曾有记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屠益阳......焚杀无数......驱市民千百人，杀于起春亭江畔”。

关于张献忠杀人，明史曾有评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惟献忠最狡黠骁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而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似乎更加客观：“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也就是说，张献忠嗜杀，尤其是益阳之后的西部传说更甚。在四川广汉的万人坟，传说张献忠曾立有《七杀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对张献忠嗜杀的事情，甚至就在益阳“驱市民千百人，杀于起春亭江畔（现龙州书院河边）”的历史。这里不作研究，还是专讲“七里桥”地名的来历。

据益阳史志记载，1643年，张献忠从八月来益阳，十一月还在益阳起春亭江畔杀人。那么，张献忠就不是一般的“过兵”，而是至少有四、五个月的屯兵了。在此期间，老百姓传说在萝溪上建桥，也就是今天“七里桥”的名称，我们就可以具体分析“七里桥”的来历了。

其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乃是兵家常事，这样的桥如果传名数百年，那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桥名了。“七里桥”之所以能传名至今，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因这不是一座简易竹木桥，而是一座石桥，而且是一座费工费料的坚固石拱桥。这一点，除从传说中可以佐证外，张献忠在此屯兵的时日也可佐证，最主要的还是从历史资料中佐证。

清初张廷玉所著的《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农民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数万人。五月，农民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张献忠处死楚王后，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用了数百辆车子也没拉完。

上述记载讲明，张献忠五月攻下“武昌楚王府”后，八月到益阳，这在时间上吻合。但张献忠在楚王府劫掠的“数百辆金银珠宝车”，却不得不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首先是运输的难度，金银珠宝乃至高级文物瓷器都是易损易碎的物品，运输中必须保持平稳。二是这数百车金银珠宝招摇过楚地，官兵拦截、土匪乡民抢劫，盗贼惦记，连自家士兵都想拐跑回家等，这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消除或尽量减小这些隐患，张献忠在益阳的“萝溪地段”（当时这里还是乡村）停下来整顿部队，重新训练部队，整理从楚王府掠来的数百车金银珠宝和字画瓷器，包括归类、重新包装和隐藏保密等。当然，为保证足够的时间对外隐秘，修建石桥也成为了必要的掩饰过程和原因。故此，这座桥也就修的非同一般，与行军过路的简易桥不可同日而语，是一座切切实实的石拱桥。

但这座石拱桥叫“七里桥”，则是益阳人叫响的名，依据很简单：此地往西，到资江河边，也就是到今日三里桥的河边正好七里。而这个七里，不是计算地面上的距离，而是指张献忠装载金银财宝的的车辆，整整地压载了七里地面，即前车到了河边，后车才离开桥面。故此，称为“七里桥”。

这种对益阳“七里桥”地名来历的讲述，从情节来看，似乎有很大的推理与传说成分。但如果结合历史记载，再结合现在常德等地的“七里桥”地名，这种推测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形成一条链。

（上图为常德武陵区的七里桥街道与七里桥）

常德市武陵区的“七里桥”，楹联的“七里桥桥非七里”，本身就说明了此桥与“七里”无关，一是桥身没有七里，二是离城区也不是七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全国学术讨论会”研究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农民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农民军击败。农民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东重镇重庆。

再结合《益阳市志》分析，也就是说，张献忠1943年底离开益阳往西进，经常德、过桃源，再到芷江，最终在1644年六月抵达四川。这一点，老汉专门考查了当地这些地名形成的时间和来历，当地虽无具体的资料佐证，但也有“七里长的金银珠宝车”西行的传说，并通过证实就是张献忠。

益阳的“七里桥”，成为一路向西“七里桥”地名来历的源头。

（湖南芷江的日寇投降地纪念馆就在芷江镇的七里桥村）

还有一件事就更能证实“七里桥”地名形成的原因和时间：2005年4月20日，四川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上打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经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的传说找到了证据。2015年12月16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确认岷江“老虎滩”为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2016年1月5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初次开挖，除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最为珍贵的是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7年1月再次扩展对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挖掘，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2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

（2017年四川彭山江口水下挖掘的张献忠“木鞘包银”）

但本文是为了考查证明益阳“七里桥”的来历，为找证据，顺藤摸瓜牵出了常德、桃源、芷江“七里桥”的地名，最终还牵出了张献忠在四川岷江老虎滩的“千船沉银”，这已经超出了老汉的考察范围和能力，之所以这里还提及到此事，乃是因为这批“千船沉银”中，银锭上打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因此，不得不把它拉扯到益阳“七里桥”地名来历的考查中来。

“崇祯十六年八月”，《益阳市志》早就载明：张献忠部将王国用驻益阳，张献忠本人十一月屯兵七里桥。

这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内，部将王国用驻在益阳，后来张献忠本人也屯兵在益阳，这期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呢？这虽是当时的高度军事机密，地方写志者也无法得知，比如写的“张退走武陵，取道益阳”，这本身就是不可测也不准确的推断，因这之后张献忠还是取道武陵，经贵州进入四川，因此，市志的这种推断有误，但时间和人物却是准确的，因没有丝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所左右。

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依据现已明显的证据进行逻辑推理了：

1、张献忠或王国用在萝溪建一座比较坚固的石桥，虽是保证运输贵重物资的道路平稳，但主要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和拖延时间，因张献忠部需要这么一段时间在益阳完成所必办的事情。

2、益阳自宋朝以来，就以铸铜钱而有名，这在《水经注》中就曾有记载。益阳有淘金铸币的历史，明朝万历十六年（1588年），益阳学门口铜匠姚某之女姚氏还因此被选入妃，这也证明了益阳铸五金有名。张献忠部很有可能是把当年五月底攻下“武昌楚王府”后，所劫掠的数百车金银珠宝在萝溪重新归类、隐秘装箱和化锭，因当时所劫掠的金银，有大量的头饰和器皿，像这类金银装饰品，不但易损易碎，而且很占空间，像金银壶、盂、钵、碗、钗凤之类，不如化成金银锭方便实用。因此，他们在益阳找来了很多五金专业铸造师，专门从事这类金银器皿的鉴别和判定成份的归类铸造工作。这一点，就从四川岷江“老虎滩”出土的银锭上打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可以证明。因这年八月，张献忠部就驻扎在益阳，且这期间已是明朝末期，官府不可能铸造如此多的“五十两纹银”。最主要的是当年八月，张献忠无攻克州府和劫掠财富的史事记载。因此可以断定，此批大量金银锭，就是在益阳赫山附近的萝溪所铸造、并压载益阳地面七里地，形成“七里桥”的那批财富。

3、清同治年六修《益阳县志》记载的；“十一月，张献忠屠益阳，驱市民千百人，杀于起春亭江畔”。这就更能证明张献忠在益阳铸金银之事了，所谓“市民千百人”，就说明了不是乡下人，因当时掌握铸造技术的就住在益阳城内，是张献忠部把他们弄到河这边的萝溪乡下做这项工作的，这是乡下偏僻隐秘的环境决定的。但这项工作完成后，为了保密，张献忠不惜把这些金银匠，包括知情的家人和帮工全部赶尽杀绝，因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从此益阳的冶炼铸币之名衰减。这也是张献忠为何开始不滥杀无辜，要等到十一月才杀人的原因。

以上分析，虽都是佐证推理，但与历史记载、当地传说、地名的来历以及出土的文物字样吻合，也合情合理，可说是唯一的解释。

但“七里桥”地名的形成，则还是指金银珠宝整理铸造后所运载的距离。而所建的石拱桥，一直保持到1944年日寇打进益阳来才销毁。光复后，1946年恢复重建。1954年国家对洞庭湖实行大治理，萝溪被填塞封闭，此桥自然也就不需要，成了现在的“桃花仑东路”，并成为赫山区的中心繁华地段。

作者简介

老汉，本名邓亚龙，原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病休后开始收集、研究益阳的历史文化，成为民俗文化研究专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