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1634），三边总督洪承畴奉调辽东，负责防御咄咄逼人的后金（满清）。洪承畴离开后，三边总督之位一时虚悬。数月后，有人向崇祯帝朱由检举荐了延绥巡抚陈奇瑜，说他谋勇兼具，能征善战，堪当大任，于是崇祯任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总办着剿灭农民军军事。
同年（1634），新晋五省总督陈奇瑜集中各路明军在湖北接连挫败农民，打了好几次胜仗，将相继南进的农民军又逐回陕西。闯王高迎祥部义军在向陕西撤退的路上遭遇明军围追堵截，慌乱中误入汉中栈道险区，进入绝地车厢峡，被明军团团包围，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闯王高迎祥与闯将李自成商议，决定采用诈降手段，派人易装携重金潜入明营，贿赂陈奇瑜麾下将领，让他们说服陈总督准降，在左右的劝说下，陈奇瑜也以为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收服义军，主张招安，于是上奏明廷，得到崇祯批准。
明军开了一道缺口，放义军走出车厢峡死地。义军安全撤出绝地后，立刻向毫无戒备的明军大砍大杀，明军猝不及防，死伤狼藉。随后，高迎祥、李自成等重举义旗，率部穿越秦岭，重新杀回陕西。
朱由检闻讯恼羞成怒，下令将陈奇瑜革职拿问，下狱治罪，将上任不久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召回来接任五省总督。当年底，在陕西难以立足的高迎祥部义军重新又折返河南， 不久捣入安徽，联手罗汝才、贺一龙部义军一起攻克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凤阳，掘了朱家的祖坟，将享殿、石像生捣毁，就连墓道前种植的陵松也被焚毁殆尽。李自成攻克明中都凤阳府后，诛杀明官41人，数万居民遇害，两万多间官衙、房舍被焚毁，景况极其惨烈。
凤阳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由检痛心疾首，在群臣面前嚎啕大哭，涕泗横流。他当众责骂自己上愧苍天，下对不起列祖列宗。《明史》记载，义军捣毁明祖陵后，朱由检一连数日布衣角带（平民所穿的粗布衣服以及不加装饰的腰带）避殿办公（不到殿上处理朝政）以表达自己痛不欲生的态度，还亲赴太庙，祭告祖宗，还下令将凤阳巡抚杨一鹏逮捕处决，一大批有责任的官员被革职流放。
随后，朱由检又征调、东拼西凑了7万官兵，拨出军费100余万两，限洪承畴在半年内荡平农民起义军。
洪承畴在朱由检的一再催逼下率军进入河南。农民军主力避开明军又回到陕西，以破竹之势团灭前来围堵的明军艾万年部、柳国镇部。真宁一战，闯将李自成全歼明军精锐曹文钊部。高迎祥、贺一龙等则继续在河南游动作战，以牵制明军。为了应付这种被动局面 ，崇祯又启用卢象升总督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军务，与洪承畴一个西北，一个东南，相互配合，分区逐次剿灭农军。
到崇祯9年（1636），半年期限已到，东南、西北两路都没有捷报传来。崇祯一面给二督施压，一面宣布大赦天下，虚伪地说：“寇亦我赤子”，表示赦免造反农民、边军，目的是分化瓦解农民军。
1636年5月，卢象升联合洪承畴在陕西周至黑水峪设伏大败闯王高迎祥部农军，生擒了高迎祥，旋即押送北京被凌迟处死。张妙手、蝎子块等部投降了明军。闯将李自成也在明军的追击下逃离陕西窜入宁夏、甘肃。一时间，此起彼伏的农民武装纷纷偃旗息鼓，或溃散，或接受明军招抚，出现了天下即将平定的征兆。可这只是幻象。仅仅几个月后，自称闯王、承袭高迎祥衣钵的李自成又死灰复燃，他率部从甘肃捣入四川，烽烟再起。张献忠、罗汝才重新扫荡中原，没安宁几天的大明天下再次乱如鼎沸。
宣大总督杨嗣昌临危受命出任兵部尚书
1637年（崇祯10年）3月，崇祯帝起用宣大（宣化、大同）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委任他负责内外军事。对于镇压屡仆屡起的农民起义，杨嗣昌有独到见解。他提出了“四正六隅” 、十面张网的战略。由总督和总理分别统军，各负其责。总督是洪承畴，总理则是杨嗣昌推荐的湖广总督熊文灿，杨则居中调度，统筹全局。他整饬军伍，筹集作战物资，誓言3个月内彻底扑灭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烽火。
扩军就要增饷，根据杨嗣昌的计划，增兵12万， 增饷280万两。这笔巨款出自何方，当然是搜括老百姓的腰包。如今为筹集军费早已竭泽而渔，使百姓贫困，天下骚动，想到要再次加派 ，崇祯不免犹豫。朱由检生性孤寒，自然不愿意从府库拿钱，以捐资助饷，搜刮百姓太烈又容易激起民变，正在举棋不定时，有人对他说：
“百姓之困，皆因吏之不廉，不在于加派与否。守令只要清廉，再加一些（摊派）无妨”。
那人深知崇祯最恨官员贪污，最急军费无着，因此投其所好，朱由检一听，果然龙颜大悦，认为那人久在地方为官，深知地方积弊，加派还是可以的。几天后，朱由检下诏说：
“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养兵，着免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
从此，本已不堪重负的大明子民肩上又增加了一份负担——剿饷。
1639年，杨嗣昌又以兵弱不可用为由，请求增练边军（戍军，边防军）以夯实力量， 于是又加派练饷，剿饷、练饷共1000万两，加上辽饷（防御后金），加派达1700万两。远超正常赋税之数，这笔巨款要摊到每一个士民身上，民间由此私自称崇祯为“重征”。广大农民更是难以生存，纷纷加入义军，派饷犹如给燎原的农民起义火上浇油。
杨嗣昌还是有军事才能的，用围堵之策布下天罗地网，使农民军疲于奔命，无法立足
明军在杨嗣昌的整训调动下，逐渐恢复了战斗力。崇祯11年（1638） ，在杨嗣昌的部署下，明军在镇压农民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总理熊文灿率军在江淮地区围追堵截，几次挫败张献忠，最终招降了走投无路的张献忠部。罗汝才等人也被官军招安，小股农民军器械投降者更是多如牛毛。杨嗣昌剿抚并用，颇有成效，农民起义再次陷入低潮。
潼关南原之战，李自成部几乎被洪承畴团灭 ，仅余18骑窜入商洛山中
在西北方面，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军穷追猛打最难啃的李自成部。李自成一直与明军对抗，坚决不受招抚。明军在陕西拼命追剿，李自成的处境愈发艰难，打算再次进入河南。然后，精明的洪承畴早已察觉到他的意图和动向，事先在入豫的必经之路潼关埋下重兵，专等李自成自投罗网。潼关南原一战，李自成部被明悍将孙传庭、曹变蛟、贺人龙等打得基本全军覆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仅率少数亲信（据说18骑）杀出重围，逃进商洛大山中藏匿起来。潼关南原大战是李自成戎马生涯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李自成死灰复燃，一举攻克洛阳，诛杀福王朱常洵， 崇祯翻脸无情欲甩锅杨嗣昌， 杨被迫服毒自杀
在杨嗣昌的指挥调度下，洪承畴、孙传庭等将李自成部一举荡平，李自成侥幸捡了一条命逃进了深山老林。
但在明廷重重加征、摊派下，大明百姓水深火热难以生存，加上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各地民变接踵而至，1639年5月，降附熊文灿的八大王张献忠在湖广谷城复叛，一时间，投降明廷的大小农民军纷起响应，再次扯旗反明，攻城略地，杀戮官兵，天下又趋大乱。
崇祯见硝烟又起，只得对杨嗣昌寄予厚望，命他亲临前线督师，以遏制农民暴动的星火燎原之势。
杨嗣昌再次离京抵达军中，在襄阳建立大本营，积蓄粮草，打造兵器，训练士卒，准备剿灭旋而复叛的张献忠。杨嗣昌的打算是，将张献忠部驱逐到四川，然后将其包围在川境，再调集重兵予以围攻剿灭。张献忠见川军被杨嗣昌调了出来，乘虚捣入四川，接连攻克重庆、万州等十几个州县，遥控指挥的朱由检急了，催促杨嗣昌跟踪追击，剿灭献贼。杨嗣昌只得打乱计划，率军入川进剿。待他赶到重庆，用兵狡黠的张献忠却虚晃一枪，率部调头东返湖北，直捣明军大本营襄阳。
就在张献忠重竖义旗，明军主力均被他吸引之际，李自成乘机出商洛山，率18骑出现在河南，当时中原灾荒不断，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饥民纷纷加入自成队伍，从者如流，半个月即拥众10万，声势复振。李自成复起后率军冲州撞府，攻城略地，队伍如滚雪球般壮大，很快众至数十万。
崇祯14年（1641）李自成率军兵临洛阳城下，即将发起进攻。藩封洛阳的福王朱常洵富可敌国，骄奢淫逸，却极为吝啬，不肯捐资助饷，甚至不愿为饥寒交迫的守军添置冬衣，引起公愤。部分守军因怒哗变，他们打开城门，迎接闯王入城。
李自成擒杀福王朱常洵，其世子朱由崧逃往淮北。李自成诛杀福王后，打开王府库房，只见里面堆满金银，贯朽粟陈，不禁瞠目结舌。福王朱常洵是崇祯帝朱由检的亲叔父。崇祯刚得到洛阳失陷、亲叔被杀的急报，张献忠也已攻取襄阳，活捉了襄王朱翊铭，起获了大量金银财宝。
史载，张献忠生擒襄王朱翊铭后，襄王乞降，张献忠端起酒杯说：“你且痛快喝下这杯酒，俺老张要借你的人头除掉杨嗣昌” 。旋即杀掉了襄王 。崇祯在1个月内连失两位宗亲，又气又急。洛阳福王聚敛的巨额珍宝、金银，襄阳王也富甲一方，府库充盈，加上杨嗣昌在襄阳积蓄的军资器杖、马匹粮饷全被李自成、张献忠缴获。史载“洛阳国帑，襄阳军资悉归流贼” 。
崇祯虽然勤于政事，但为人刻薄寡恩，戾狠嗜杀，许多将帅兵败后死在他的刀下，襄阳失陷，杨嗣昌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到了，朱由检一定会拿自己当替罪羊，不会轻饶自己，与其被锦衣卫逮回京师，斩首于西市，不如自我了断，遂在军中服毒自尽（另有惊惧而死一说）。
发表于 2023-6-25 06: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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