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本报记者常立军
常德博物馆,一枚龙凤纹铜镜,硕大无比,出自于荣庄王墓。
这里,已看不到太多和明藩王直接有关的文物。曾经在常德驻扎135年之久,有过富丽的宫殿和奢靡生活的荣藩,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显然不会。
如这枚铜镜,仅存的历史信息碎片,仍可以让我们窥见曾经奢靡的王族生活。
一荣俱荣,连家臣都如此奢靡
龙凤纹铜镜的尺寸远超日常所用,应为陪葬明器,这是馆内少见的与明藩王墓直接相关的文物。除了铜镜,来自于荣怀穆王墓的龙纹瓦当造型大气优美,让人印象深刻。在明代,龙纹瓦当是皇族建筑专用品。当年墓前有大量祭祀建筑,建筑在四百多年的风雨动荡里早已无存,瓦当便是这些建筑的残留。
博物馆中,与荣藩相关的文物更多来自于七里桥荣藩义官墓。2015年,因为工程建设的原因,这些保存完整,未被盗掘的古墓在穿紫河边被发现。抢救性发掘之后,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这与清嘉庆《常德府志》中“荣义官群墓位于七里桥东一里”的记载吻合。
其中最重要的是荣王府内承奉司右承奉宋贵、荣王府承奉司承奉正周胜、王府书办官李瓒,以及郭良之母李妙明四个人的墓葬。宋贵、周胜、李瓒、郭良都是荣王府的重要人物,相当于王府管家的地位。他们的陪葬器物足可以反映荣王府的奢靡程度。
这些陪葬器物中,最醒目的是宋贵墓中的一对青花梅瓶。在明代,这是皇室钦定的陪葬用品,极为尊崇。桂林明靖江王陵曾大量出土梅瓶,因此可证实梅瓶在藩王宗室及家臣墓葬中的应用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金银器中,嵌红宝石拉丝葫芦形金耳坠与嵌红宝石鎏金银佛最为耀眼。它们出自七里河墓群李瓒家族墓。其工艺之精美,用料之考究,让人惊叹。义官墓中有一方墓志铭,属荣庄王侍从郭良之母李妙明所有。藩王家族的“恩泽”,已经扩展到了家臣的亲属。由此可知,藩王体系为何会消耗掉如此多的帝国财富。
除了挥霍财富,求仙问道是被朝廷豢养的藩王及家臣们的主要人生追求。周胜墓中出土的五岳真形纹白玉牌,就是道教对五岳的抽象化符号表达。
这些器物的出土,可以描绘出一幅藩王们的生活图景。他们锦衣玉食,手握大量财富,拥有无数奇珍异宝,日用和墓葬都极为讲究,他们崇信佛道,却依然醉生梦死。他们的体系庞大而繁杂,就连家臣的墓葬都如此奢华,这种奢华让大明帝国财力愈发难以支撑,直至整体崩溃。
一损俱损,荣藩金册现身四川岷江水底
明代的藩王体系崩塌是一件迟早的事情。藩王们失控的繁衍让国家不堪重负,民众早已被朝廷搜刮得无可剥夺,无论从主观情感还是客观需求上,各地的藩王都是农民起义军最好的攻击目标。一个王朝的最后时间,农民起义军席卷而来,一场不可避免的历史循环由此上演。
文物远比文献更为触目惊心。
2016年,四川彭山江口镇,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水下考古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源于民间传说的“江口沉银”考古,意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沉没于江底300多年的明代藩王的历史由此浮出水面。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便是常德荣藩金册、金宝的出水。
这些闪耀着金色光芒的文物,令参观者心动不已。金册是用来册封藩王、世子、亲王、王妃的凭证,这是一个王族极致荣耀的象征,是代表权力的金色证书。这也是一个藩王体系崩溃的历史见证。
本来出现在常德的金册和金宝,为什么出现在了四川的岷江水下?
起因是公元1643年的那场动荡。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入川前攻入常德城,据载“不妄杀一人,唯宗室不免”,由此开始了对荣王府的劫掠。荣藩一百多年来沉积的财富,被抢夺一空,王府被焚毁,宗室被杀光。唯有末代荣王朱慈炤早已逃出常德,远走湘西山区,从此不知踪迹。这场动荡过后,荣藩除了王陵尚在之外,几乎没有了其他历史信息。
张献忠把劫掠各地藩王的财富带到了四川,却没能保住这些宝物。1644年,张献忠与明朝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岷江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张献忠战败,随船携带的巨额财富从此沉入江底,由此成就了“石牛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民间财富传说。
三百多年后,“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再次将荣藩的历史信息呈现在世人眼前。目前,已经确认与明代常德荣藩相关的共有金册12片(册),金宝(金印)一件。金册的主人涵盖荣藩七代共九人,涉及亲王有荣恭王朱载墐、荣定王朱翊鉁、荣端王朱常溒、荣(简)王朱慈烙,涉及王妃有朱祐枢妃刘氏、朱厚勲妃马氏、朱载墐妃徐氏、朱常溒继妃刘氏及朱由朽世子妃吴氏。朱翊鉁的荣世子金册是唯一完整的一幅。
这些金册,还反映出明王朝在豢养藩王问题上的沉重负担。金册的含金量由中期的70%到后期的7%,只能被称作是镀金册了。财政上早已崩溃的明王朝,到最后连藩王的金册都无力制造了。
同时出土的还有荣藩的金宝,然而已经被砍得几乎面目全非。张献忠掳掠金银后,大多是将其敲烂熔铸,做成金块,荣藩金册得以幸存,推测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正处于仓皇末路,还未来得及去熔铸这些财物,也由此得以保存了一段关于明代藩王研究的珍贵文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