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所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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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所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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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公元1600年－16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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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世居孟县城北五里缑村；县城北大街中段路西旧薛街有薛宅，薛所蕴晚年长期在这里生活。

薛所蕴万历四十五年（1617）考中秀才；天启七年（1627）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即崇祯元年进士及第，时年29岁。授山西襄陵县知县。

崇祯六年（1633）皇帝召见了薛所蕴。见他举止非凡，言行大方，谈吐自如，学识渊博，就任命他为翰林院检讨，崇祯十六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司业。

1644年入清后，薛所蕴向清廷提出了许多安定局势、招抚农民起义军、恢复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议。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任命他为国子监祭酒。薛所蕴奏请皇帝令汉、满文武大臣备选其子弟人国子监读书，并开设八旗教习，训课满洲诸生。汉、满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

顺治十一年（1654）。皇帝任命薛所蕴为礼部左侍郎，于顺治十四年（1657）薛所蕴以原官退休归里，康熙六年（1667）三月初六日病逝，享年67岁。康熙皇帝还遣特使携礼品来孟吊祭。

薛所蕴一生著述颇丰，有《澹友轩文集》、正续《桴庵诗集》和《里音正讹》若干卷行于世，其中《澹友轩文集》、《桴庵诗集》均载入清《文献通考》。

　　同年(公元1600年)出生的名人：陈王廷 (1600～1680)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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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祖 (1600～1643)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
白慧元 (1600～1638) 陕西省榆林清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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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公元1667年)去世的名人：李奭棠 (?～1667) 北京市大兴区
林迈佳 (1584～1667)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
王忠孝 (1593～1667)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卢兴祖 (?～1667) 广东省
林增志 (1593～1667) 浙江省温州瑞安
刘良佐 (?～1667)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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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人生的薛所蕴（一）
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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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浊酒尽余欢，知交半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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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所蕴，字子展，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600年），卒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世居孟州市城北五河阳办事处缑村老街西，孟州城北大街中段路西旧薛街有薛宅，清代曾为孟县的考院，民国为大公馆，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孟县印刷厂，现为市民居住的大杂院。当年薛家鼎盛时期，算是孟县第一大户，印刷厂所占面积仅为“薛宅”的一角。薛所蕴因党争被迫辞官返回原籍，就长期在这里生活居住。

薛所蕴，康熙和乾隆两朝的《孟县志》对他的记载褒贬不一，前后用词十分小心谨慎，矛盾很大。正史记载也不多，但多隐晦，闪烁其词。

康熙《孟县志》，又称《乔志》（明代遗民乔腾凤康熙三十四年撰）卷六《人物 乡贤附》为薛所蕴立有传，其传云：

薛所蕴，字子展，尝读书太行之竹坞，自号行坞。生而夙慧，比长，好学不倦，事亲以孝闻。年十八补邑庠生，二十八举于乡。明年崇祯戊辰成进士。授襄陵知县，勤于为政，逾年大治，暨去任，士民建祠，肖像以祀。祭酉入觐，举卓异，擢翰林检讨，庚辰、癸未两较礼闱，所取如李森先、白胤谦等，多知名士。顺治二年，补国子司业，明年升祭酒。奏请令勋臣及文武大臣见任者，各送子弟入监读书，设八旗教习伴读，训课满洲诸生，创立监规。又上疏请遣使购求天下遗书。容城举人孙奇逢以理学名世，特疏荐以自代。

世祖皇帝亲政，初设詹事府，即授为詹事，特恩也。壬辰，教习满汉庶常，后多以文学显者，其秋复命典试武闱，寻进宏文院学士，阅搜、扈从、耕籍、侍宴，各有纪载诗，宣付史馆。甲午，迁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寻转左侍郎，乙未春，屡请致仕，丁酉冬，乃得俞旨，以原官归里。抵家日，父母尚无恙，于翕园携诸弟子侄，唱和以娱亲，封资政公，年垂九十乃卒。居丧哀毁，体素赢弱，竟以是不起，享年六十有八。所著有《澹友轩文集》、《桴庵正续诗集》、《雍规草创里摘误》行于世。子奋生，为吏科给事中；葳生、芊生、颖生，皆好学，有清才，能世其家。

另，康熙《孟县志》卷第十一、卷第十二里还分别记载有薛所蕴的诗文数十篇。

乾隆《孟县志》，又称《冯志》，（乾隆五十四年户部主事冯敏昌主撰）卷六人物志下《举人》栏里记载有薛所蕴“崇祯戊辰科襄陵县知县升任翰林检讨，国朝礼部侍郎”。在《进士》栏里记载有：“薛所蕴，天启丁卯见进士”。没有立传。

乾隆《孟县志》的《艺文志》仅记载薛所蕴几篇诗文，甚至有的诗文在标注作者姓名时却使用了“佚名”二字。乾隆五十四年编著的《怀庆府志》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我们孟县当地的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关于薛所蕴的传闻和轶事，民国时期以薛所蕴为背景为主线故事甚至搬上舞台。据当地老人们讲，解放前后，薛所蕴被搬上戏曲舞台，出场时，全是大白脸，奸臣的扮相，现在有一些文人撰文，对薛所蕴之人又充分加以肯定。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薛所蕴本人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明末清初那个混乱的年代，也正是薛所蕴生活的年代，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这样的年代过于残酷和无奈。这个读书人跟着时代的历程，在腐败的明末做过官，后投降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大顺政权任过职。但仅几天之后，满清铁骑就攻进北京城，他又成了满清的俘虏，入清后，又做了更大的官。他的仕宦生涯，三易其主，几起几落.

薛所蕴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考中秀才，天启七年（1627年）乡试考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及第，授山西襄陵县知县。

崇祯六年（1633年）皇帝召见了薛所蕴。见他举止非凡，言行大方，谈吐自如，学识渊博，就任命他为翰林院检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司业。1644年李自成的家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他同一批明朝官吏投降了起义军，薛所蕴在大顺朝的官职可能与教育有关，官衔不明。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在三海关被吴三桂军、清军打败，退出北京，清朝大军进入北京城，薛所蕴在清朝大臣范文程的举荐下，又归顺了清朝。

归清后，他向清廷提出了许多安定局势，招抚农民起义军、恢复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议。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国子监祭酒。薛所蕴奏请皇帝令汉、满文武大臣各选其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并开设八旗教习，训课满洲诸生。汉、满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

薛所蕴身为孟县人，对家乡的感情十分深厚，时刻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为家乡人民办好事实事，他两次整修余济渠就是薛所蕴为家乡办的许多好事实事的一个缩影。

1647年（顺治四年），薛所蕴请假回孟县探望父母，在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当他听说余济河多年失修河道淤塞时，就决心疏浚河道，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办点实事。同年5月的一天，他专程赶到河内县柏香镇拜访姻亲、原任推官杨挺生，邀请他一起去柏香镇西边的桃园寨口，实地查看余济河的旧渠道。之后又继续西行至蟒河，当看到永利渠的余水从济源县的遂村滚滚而来，然后注入蟒河白白流淌而去时，觉得十分可惜。两人一拍即合，立刻决定倡议地方政府疏浚余济河。

薛所蕴雷厉风行，立刻拜访了原通政使段国璋、原监察御史周维新，得到了赞同和大力支持。随即又召集济源县知县晋承采、孟县知县傅尔栻共同 协商。由傅尔栻禀报怀庆府批准后，疏浚工程于1647年6月正式动工。薛所蕴以身作则，率先捐白银200两修建了一座大桥，上设渡槽，同时又出钱购买了渡槽下的几亩土地作为桥基占地。 第二年竣工后，余济河水从济源县南雍村东流经官庄，进入河内县柏香镇、大卫村、小卫村、王亮村、葛万村等村庄，然后进入孟县的赵改村、洪道村、曲村、罗庄、后姚村、吴塞、赵庄、岳师村、前姚村、立义村、函丈村等村庄。余济河疏浚后，渠水能够灌溉沁阳南部和孟县北就的数万亩田地。

1657年，薛所蕴辞官还乡，依旧关心他倡导修建的余济渠的情况，在一次巡视中发现余济渠在首次修建时，由于时间仓促，工程质量不高，河道有窄有宽，河水流淌不顺。薛所蕴就与人制定统一标准，对余济渠进行全面整修,不到两个月，整修工程就全面竣工，保证了余济渠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薛所蕴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入清后，他向清廷提出了许多安定局势，招抚农民起义军、恢复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议。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国子监祭酒。薛所蕴奏请皇帝令汉、满文武大臣各选其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并开设八旗教习，训课满洲诸生。汉、满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小小的孟县，弹丸之地，历史上竟出现了两位国子监祭酒，一位是韩愈，另一位就是薛所蕴，这不能不说是孟州的骄傲。

孟州市现存的一套宋代淳化阁帖重刻石也是薛所蕴花重金从百泉购得并修补完成运回孟州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天，薛所蕴又到百泉，一是看望他的挚友孙奇逢，二是游历百泉的优美秀丽山川。一日在百泉湖畔的一堆乱石中发现有许多长条形的石碑，上面刻满了文字。他走近石堆，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当看了其中一块石碑上文字后，也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连声说：“好碑！好碑啊！这岂不是大名鼎鼎的《淳化阁帖》刻石吗？”他又详细查看了数块，全都是淳化阁帖刻石，他如获至宝，就雇来几名当地的劳工，把刻有字石碑全部翻了出来，并把找到的石碑全部运到孙奇逢的府中，经清查共95块，与《淳化阁帖》原石相差29块。他一面将此“废石”按仪价付给原石堆的所有者几十两银子，然后按《淳化阁帖》排列顺序逐次摆放，为了将残缺的29块另择石就地补上，他请来山东的刻石名家王君雪，按照《淳化阁帖》姊妹本拓片双钩摹勒上石。从顺治十七年四月开始补刻，直到次年的六月才刻成，前后用时达一年零两个月，从而可以看出薛所蕴对此碑的喜爱和重视程度。全部完工后，薛所蕴就马上雇人把全部刻石运回孟县城内的薛宅中，按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镶嵌在后花园，也称翕园的墙中，并命名曰：宝墨岩，视如珍宝。

顺治十一年（1654年），皇帝任命薛所蕴为礼部左侍郎，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薛所蕴以原官退休归里，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初六日病逝，享年67岁。皇帝还遣特使携礼品来孟吊祭。墓位于缑村镇缑村以东里许。现墓址保存。

薛所蕴一生著述颇丰，有《澹友轩文集》、正续《桴庵诗集》和《里音正讹》若干卷行于世，其中《澹友轩文集》、《桴庵诗集》均载入清《文献通考》。

发布于 2019-11-04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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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所蕴的悲情人生(之二)
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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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浊酒尽余欢，知交半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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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所蕴虽在明、清两朝身居高位，却被乾隆皇帝骂为“靦颜无耻之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是薛所蕴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薛所蕴万历四十五年考中秀才，天启七年乡试考中举人。崇祯元年进士及第，授山西襄陵县知县。崇祯六年升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六年又被任命为国子监司业。

1644年李自成的家民军攻入北京，一大批明代官员见大势已去，为了保住性命，便投降了起义军。《三垣笔记》卷二下《弘光补遗》一节中引夏允彝所著《降贼大义》云：“所谓从贼者，皆都城破后屈节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徵、杨观光、韩四维、党崇雅、薛所蕴等。受贼宠任，为贼伪大臣也”。《流寇志》载：“户部侍郎党崇雅、给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东，自贼营西来入朝。崇雅降于通州（今北京通县），松年降于保定。皆角巾鲜衣，联骑入西长安门”。又据《清史稿·党崇雅传》载：“明福王时，定从贼案，崇雅与卫周祚、高尔俨皆与。”《三垣笔记》，明末清初人李清撰。作者仕明末崇祯、弘光两朝，所记皆当日时事，朝章典故，为其在宫时所见闻。
据史书记载：党崇雅等许多明末大臣投降大顺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小朝廷甚为愤慨，刑部尚书解学龙奏请定“从贼官六等定罪案”，在“从贼”官中，党崇雅名列前茅。后来又发出通缉令：“逮降贼平阳知府张璘然、户部侍郎党崇雅、祭酒薛所蕴” 。
　　清初，为了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朝统治者站在狭隘的朝代立场，出于巩固政权的眼前之需，以“明顺逆”来评论是非，裁断人物。凡叛明降清者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视为“梗化”，罪在必诛。可是，随着清朝承平时期的到来，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转移人心，敦厚世风，激励臣节，宣扬对本朝的忠诚，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康熙帝作《君臣一体论》，雍正帝作《朋党论》，强调的都是君臣之义。到乾隆中叶，清高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提倡忠君，而开始了大规模重新臧否明清人物。他从儒家忠义立场出发，谕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毅然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裁断。

乾隆说：“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明末抗清义士众多，于清朝虽为抵抗势力，但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忠君节义行为必须肯定。对于清初被称为“伪官”的史可法等人，清高宗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僇，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南明诸王流离失所，“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这些，都必须在史书中大力彰扬。清初，把忠于明室的人斥之为“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杀死那些抗节之士，也是因“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总之是受当时历史环境所左右。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儒家忠义角度来看，史可法等人都是“疾风劲草”、“一代完人”。这种评价与清初相比，可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为明末死难诸臣“平反”的同时，清高宗还论及建文革除之际臣子的行为。他批评朱棣“犯顺称兵，阴谋夺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辅助少主，在建文势力大势已去之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虽致命不同，而志节凛然，皆可谓克明大义”。同样要给与表彰，载入史册。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令为明季殉节诸臣议谥，四十一年正月又令为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议谥。紧接着“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将议谥之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成《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

对于这次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烈，乾隆非常得意，他曾为此书题诗云：“信史由来贵瘅彰，胜朝殉节与羶芗；五常万古既云树，潜德幽光允赖扬；等度早传辽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诸臣泉壤应相庆，舍死初心久乃偿。”乾隆如此大规模地崇奖忠贞，当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褒阐忠良，风示来世”。纂写历史、表彰忠烈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评判，为清朝臣子忠于清朝树立榜样。这种作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四库馆臣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臣的意义，“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权衡予夺，衮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瘅，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

总之，随着自身统治的巩固与加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适时地将其对明季人物的评价作出调整，通过褒扬忠于明朝的人臣来鼓励清朝的人臣忠于本朝。他们变换道德角色，重新解释历史，巧妙地通过修史来配合现实统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亲自提出编纂《贰臣传》。

“贰臣”的标准是乾隆亲自钦定的。乾隆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从封建道德出发，实在是“大节有亏”。这些人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

乾隆说：出现贰臣，不能一味责怪臣子不忠，明朝皇帝昏庸腐败，自覆宗室，也是出现贰臣的原因，引用乾隆的话就是“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这些贰臣降清以后，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二是毫无建树。因此，乾隆要求对贰臣们区分对待，前一种人编入甲编，后一种人编人乙编。这样作，反映了乾隆的精明之处，使乾隆继续坚持了忠君的标准，把效忠清朝的降官列入甲编，可以使这些人的后人感到乾隆通情达理，减少了抵触情绪。而对那些对明清都不尽忠的降官列入乙编，就更加证明了编辑《贰臣传》的必要，容易与汉族知识分子得出共识。

《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中，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

《贰臣传》收录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5类：
　　1、在明朝是低级官吏，降清以后因忠贞效力得以高升，被编入了《贰臣传》甲编。如李永芳等。
　　2、在明朝位居高官，降清以后更为信用，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了大功，编入甲编。如洪承畴等。
　　3、明清两朝均为高官，但两朝皆系奸臣，被编入乙编。如冯铨等。
　　4、前后两朝做官，又暗中诋毁清朝，编入乙编。如钱谦益。
　　5、有些明朝官员，先投降了农民家，后又投降了清朝，也编入了乙编。如薛所蕴等。

《贰臣传》编撰出来不久，乾隆五十四年（1779年），乾隆皇帝又下令让编撰《逆臣传》，薛所蕴又名列其中，而且名字还十分靠前。乾隆让国史馆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从《贰臣传》中析出，另立《逆臣传》。乾隆下旨：吴三桂等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复行叛逆，此等形同狗彘，靦颜无耻之人，并不得谓之贰臣”。

《逆臣传》编撰出版后，薛所蕴及其家族的辉煌也随之改变。薛所蕴也由能臣佳吏，而变了贰臣

编辑于 2019-11-11 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