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因为崇祯朝东林党独大！虽然在己巳之变后，崇祯开始认识到东林党结党营私的问题严重，可是爱面子的崇祯却绝不肯启用东林党人痛恨的逆案中人，虽然崇祯开始重用无党派的孤臣周延儒、温体仁等，但由于崇祯的阉党逆案的打击面过大，导致朝中的无党派孤臣的力量过于薄弱，东林党独大的情况根本无法改变，而且周延儒后来也是因为投靠了东林党才得以东山再起。东林党们热衷于党争，除了党同伐异、大搞攻讦外根本不做正事！明朝边防稳固时，东林党是暗中支持袁崇焕的和谈、并指使杀害不肯归附东林党的毛文龙；明朝无力两线作战时，东林党却坚决主战、两边开打！东林党处处抵制牵掣杨嗣昌，而拥兵自重的东林党将领左良玉更是不听命令，“九檄皆不至”，杨嗣昌的作战计划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最终导致了杨嗣昌的失败。
有人讲杨嗣昌的失败是因为错用了熊文灿。可是有谁知道，杨嗣昌之所以会推荐熊文灿完全是因为崇祯的关系。《明史·熊文灿传》中记载得清楚：“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文灿出不意，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还朝，果言之帝。初，文灿徙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妮，明恭官詹事，又与杨嗣昌善。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荐文灿，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荐之。”
事实是崇祯派太监考察熊文灿在先，考察后十分满意，崇祯对农民军一贯主张以抚为主，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熊文灿提出的“五难四不可”的剿匪要求自然也就不算什么。杨嗣昌与熊文灿并无交集，是姚明恭向杨嗣昌透漏了崇祯对熊文灿十分看重，告诉他用熊文灿就能获得崇祯的“内援”，希望得到崇祯更大支持的杨嗣昌才据此推荐了熊文灿。熊文灿实为崇祯所喜所用者，杨嗣昌不过是想崇祯所想、急崇祯所急，给崇祯铺路搭桥而已。对熊文灿的一味主抚，杨嗣昌是十分不满的，但却因为自己的推荐又无可奈何，“嗣昌亦心非之，既已任之，则曲为文灿解。”
张献忠向熊文灿投降，杨嗣昌是不相信的，因为张献忠的投降记录太差了！不但有“渑池渡”和“车厢硖”两次的诈降记录，而且还刨了老朱家的凤阳祖坟！对这样的怙恶不改的张献忠，杨嗣昌如何能信呢？于是他向崇祯建议让张献忠去打李自成以表示诚意，可惜崇祯是要做千古仁义圣主的，这样不仁不义的做法自然是不可以的。崇祯要展现他的仁慈大度，刨祖坟那都不是事，崇祯坚持他从前的看法“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但第三次接受张献忠的投降，还允许他保留着完整的武装。于是，兵源不足的大明王朝有了这样一副奇景：张献忠带着手底下4万人吃着朝廷的招安兵饷在谷城好吃好玩，而这4万人却只听张献忠一个人的命令。当张献忠再次造反时，崇祯对杨嗣昌不满了，可问题是：这是杨嗣昌的错么？！！
史书写“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
说这话是根本不看客观环境。杨嗣昌的谨小慎微都是被东林党逼的，杨嗣昌因为不肯依附东林党而受尽攻讦，而一些忽明忽暗的阉党也不是他的朋友，他是孤独的，是无助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崇祯，却又是不可靠的。想想真是伤心，议和一事他把利害关系说得如此清楚，他不惧背上骂名冒着议和被诛的危险只身一人与满朝的东林党抗衡，可是崇祯一看到卢象升主战便立刻改弦更张，他的呕心沥血便全部付之东流，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尽量配合卢象升。杨嗣昌深深了解崇祯的摇摆不定，在外督军剿匪的他虽无惧军旅辛苦、无惧局势艰难，但他却怕那满朝东林党不断射向他的暗箭，三人成虎，何况东林党远远不止三人！无奈之下，杨嗣昌只好一面是事无巨细处处把关、殚精竭虑唯恐疏漏；一面是挤出时间不停上疏澄清辩解那些无休无止的不实攻讦，他的成败性命就悬在崇祯那微弱的信任上。朝中无人，深畏三人成虎的杨嗣昌不得不谨小慎微，唯恐出了差错被东林党抓了辫子，所以不敢放开手脚。这是杨嗣昌的错么？？？
谁能体会杨嗣昌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能感受到杨嗣昌的殚精竭虑、孤愤悲凉？也许只有田秀英了，可是此时的田秀英不但爱子五皇子朱慈焕因为借餉一事而惨遭周后毒手，自己也被毒害一病不起，而崇祯则是沉迷在周后花费巨金为他购献的成群的美女的温柔乡中，宫廷内，朝堂上，“风霜刀剑严相逼”！于是杨嗣昌死了，田秀英母子四人也死了，东林党周后这些正人君子们胜利了，而晴雯的那微弱的抗辩声只能藏喻于朱慈炤笔下的《石头记》中了。
发表于 2023-8-26 00:5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