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崇祯十五年十月，清军入塞，“行人司副熊开元，因见上罪己求言诏，即疏求独对。”熊开元借机求见崇祯以弹劾周延儒。“疏入上大怒，批旨以其谗谮辅弼、狡托机密，着锦衣卫拿问。给事中姜采疏言，皇上修省罪己，于言官谆谆致戒，岂有厌薄之心哉？言官持论太急，无当圣心，此言官之过也。圣谕所云，代人脱卸、为人出脱者皇上何所见而云然乎？于章奏知之乎？抑出于圣心之悬揣乎？今如二十四气之蜚语，必大奸巨憝恶言官之不利于己而无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人将争效寒蝉，谁复为上言之者？时有投匿名文书者，诋各臣为二十四气者，故采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锦衣卫打问，与开元同日下狱。已而以廷臣救，重下严旨，并责锦衣溺职，着再行严讯，打问再四，谳上，下刑部议罪。司寇徐石麒议坐，二人配赎；圣旨以不具招罪，司官石麒闲住，该司刘沂春革职，开元、采各廷杖一百，仍发刑部拟罪。再问再驳，系狱年余，至十七年二月始各允遣戍放归。”
熊开元弹劾周延儒纳贿，令对周延儒分外倚重的崇祯极为震怒，将熊开元与给事中姜采廷杖后投进诏狱，然后密令骆养性将熊、姜二人秘密打死。“独谕金吾骆养性曰：熊开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讯，是汝不忠。骆出，方沈吟道上，中使忽以手敕至，则令取开元、采毕命，以病闻密诏也。骆失色，语同列”。东林党内开始了对二人的拯救行动，左都御史刘宗周、佥都御史金光辰因力救熊开元和姜采而被罢免，尚书徐石麒又因救刘宗周等人被罢免。“（吴）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為東林效奔走。然為人墨而傲，通廠衛，把持朝官，同朝鹹嫉之。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埰罷，尚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會昌時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言路大嘩。”周延儒自然是坐视不管，而此时吴昌时又借年例将十余名言官贬出为外官，一时间言路大哗，不但是东林党党外就是东林党党内也是群情激愤，朝野上下对周、吴二人长久以来积聚的不满开始集中爆发。
掌科给事中吴麟、掌道御史祁彪佳于是弹劾吴昌时挟势弄权，这两人虽是东林党，但一向与周延儒和吴昌时不和。崇祯六年，“首辅周延儒家在宜兴，子弟家人恃势横行乡里，邑民焚其居宅，发其祖墓。彪佳既捕治如法，而于延儒亦不稍徇情。延儒恨之，回道考核，竟被降俸，遂以侍养为名告归。” 因为周延儒“下虐小民如故，于是冤民相聚，夜发其祖茔”，导致冤民暴乱，挖了周延儒家的祖坟，是为“宜兴民变”。处理此事的祁彪佳因“薄治乱首，而穷追致乱之由”而得罪了周延儒，被周延儒打击报复而被降俸，只好于第二年上疏乞归奉母。八年后的崇祯十五年九月祁彪佳起补河南道掌道御史，因清军入塞道路阻塞，十二月初才抵京赴任。
崇祯十六年三月，祁彪佳上疏弹劾吴昌时乱制弄权，见其《还朝疏草》：“昌时之为人也，反复多态，机变无穷，明偷寒送暖之情怀，作造械推波之行径。惟是依附正人，猎有虚誉，一旦窃身要地，深恐发其隐私，以故汲汲皇皇，图钳固言官之策，初则到处招摇，云欲为内转者复功升劳升，是借皇上之爵赏，以欣动言官也。继则逢人恐喝云：必使外转者有十人八人，是又借皇上之磨砺以怵吓言官也。其意使冀内转者有昵于欣动之求，使惧外转者胁于怵吓之威，便可钳口结舌，恣其惟所欲为矣。如此招权恬势，必将纳贿行私。在家臣秉破格引用之公心，在铨司逞巧借牢笼之故智，臣其为铨席惜之。敢明申明衙门之执掌，并以直抉昌时之肺肠，伏候圣明裁鉴。……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题。”
五月，锦衣卫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又揭发周延儒消极怠战、谎报战功，亦是因旧日宿怨。“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密，及骆金吾养性以楚人继，尽革孟明诸厂役与昌时相通者，昌时怒，欲除养性，以己心腹代。适朱侍御国昌疏纠养性，养性所费几及十万方解，或云周皇亲奎力。周辅延儒亦有易养性意，故养性并怒焉。”但崇祯还是不愿处置周延儒，说周延儒“尽心报国，始终不渝”，“功多罪少”，下令免议，并赐给周延儒路费一百金，可谓是恩遇非常。
七月初十，山东佥事雷演祚弹劾范志完与周延儒结党误国，而后御史蒋拱宸又弹劾吴昌时贪险不法赃私巨万，又牵连到周延儒，给事中东林党曹良直亦上书弹劾延儒十大罪， “至是，吴昌时事，圣怒遂不可回矣。”
吴昌时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通内！“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旨，必先知，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
崇祯最恨朝臣通内，于是将吴昌时下狱，判了死罪，并决意要诛杀延儒。于是崇祯下令将周延儒捕入京师。周延儒欲托前辅臣王应熊为他求情，事情泄露，结果王应熊见到崇祯还未来的及说话便被喝令回去。刑部判周延儒流放戍边，也被崇祯否决。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吴昌时被处死，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并被抄家。
发表于 2023-8-26 01:3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