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记载值得推敲,因为神宗万历皇帝的临终遗昭中明确只写了朱常洛继位和册立皇长孙朱由校为太子,“皇太子(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鸿图。皇长孙(即朱由校)宜及时册立进学。”根本从未提及封郑氏为后一事,为何万历不自己亲自下旨,却要借因国本之争与郑贵妃交恶的朱常洛之口来宣布此事?万历难道不想想朱常洛怎会心甘情愿玉成此事?借题发挥了三十年的东林党又怎会放过此事?而且万历已明确朱常洛继位,立朱由校为太子,若再要将郑贵妃封为皇后,岂不是将郑贵妃和福王两个架在火上烤?
除非是万历临终病糊涂了,否则不可能作此糊涂事。也许事实不是万历作了糊涂事,而是朱常洛捏造了父亲的所谓遗言,所以故意说什么令礼部查例是否可行,然后与礼部左侍郎东林党人孙如游两人是一唱一和,将东林党对万历和郑贵妃谋立福王的虚假指控彻底坐实,并借机贬斥万历“不顾义礼”。朱常洛先在“妖书案”里保护了自己的讲师郭正域,后又用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了结了闹事汹汹的“梃击案”,这位身在国本之争漩涡中的庶长子的表现令人不敢小觑。而且所谓的“父皇遗言”中的“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一语分明就是万历在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立春时自辩所写的“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的翻版,这如何不是对万历厚郑贵妃母子却薄王恭妃母子的极尽嘲讽?
再看《明史。周嘉谟传》:【“外廷皆言(郑)贵妃进侍姬八人,致(泰昌)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谟因召见,以寡欲进规,帝注视久之,令皇长子(朱由校)谕外廷:“传闻不可信。”诸臣乃退。”】 朱常洛本人明确辟谣:传言中的郑贵妃送美女致其生病完全是谣传不可信。
九月初一,仅仅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朱常洛去世了。朝堂上争执又起,这一次东林党们声称泰昌帝之死是因为吃了有问题的红丸: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说此事与“梃击案”实乃“同一奸谋”;刑部主事王之采声称光宗之死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阴谋,东林党大佬邹元标也说是李可灼跟郑贵妃的太监崔文升合谋下毒害死光宗。那么,朱常洛究竟是不是被红丸毒死的呢? 《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帝命诸臣前,从哲等因请慎医药。帝曰:“十余日不进矣。”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从哲等请速建储贰。帝顾皇长子曰:“卿等其辅为尧、舜。”又语及寿宫,从哲等以先帝山陵对。帝自指曰;“朕寿宫也。”诸臣皆泣。帝复问:“有鸿胪官进药者安在?”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药进,所谓红丸者也。帝服讫,称“忠臣”者再。”
方从哲明确说“请慎医药、臣等未敢信”,是朱常洛自己命速召李可灼,催促其赶快和药。因为朱常洛自知时日无多,“帝自指曰;“朕寿宫也。” 诸臣皆泣。”《明史纪事本末·三案》也记载“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病入膏肓的朱常洛是死马权当活马医,这才不顾反对,要求速进红丸。朱常洛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由于登基晚,死时已经三十八岁,这在明朝皇帝中来说算是正常寿命,明宣宗、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穆宗和明熹宗都没有活过三十八岁,而且当初国本之争时,万历迟迟不肯册立他为太子,说他“体脆质弱”,更不要说朱常洛从登基到死这个过程是众廷臣都目睹亲见的,朱常洛的死并无什么疑点。
但因为红丸是首辅方从哲推荐的李可灼进献的,这对东林党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异己的好机会!孙慎行等东林党人提出,朱常洛之死完全是因为红丸,必须要将首辅方从哲和李可灼两人严办。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孙慎行的奏疏:“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孙慎行拿不出任何方从哲毒害光宗的证据和理由,却要求天启“毋询近习”“毋拘忌讳”,千万不要调查此事、更不要顾忌律法程序,速速把方从哲和李可灼都杀掉,这歹毒的言状真是令人震惊。
(待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