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破惊石系列之四=====晴雯为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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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四=====晴雯为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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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揭开《红楼梦》中“女儿”赞的秘密【女儿+】
原创 红楼隐史蝶恋花 红楼隐史 2020-07-08 23:12
【“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红楼梦》实为假小说之形的正史,《红楼隐史》上下两册，天猫、淘宝、当当、京东等均有售，全本已上线喜马拉雅听书，将为大家首度揭开明朝灭亡的历史真相。】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重男轻女，但《红楼梦》却恰恰相反，重女轻男，确切地说是重“女儿”轻男，朱慈炤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甲戌侧批：真千古奇文奇情。】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但轻男还不够，朱慈炤还将女儿视为最尊贵高洁的存在，“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并又借甄宝玉之口再次强调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甲戌眉批：如何只以释、老二号为譬，略不敢及我先师儒圣等人？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甲戌侧批：恭敬。】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甲戌侧批：罪过。】便要凿牙穿腮等事。”

通常都认为《红楼梦》的重女儿轻男与明亡清代后的剃发易服有关。女真统治者对推行满族的民族服饰极为重视，努尔哈赤在天命四年以后就开始强力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命令被征服者必须以剃发易服作为归顺的标志。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伊始，即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崇德三年（1638年）又再次下令重申：“若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皇太极强调说：如果使用汉人衣冠和语言，那么大清就会像金熙宗一样被汉族同化而衰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才会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其父兄制定的剃发易服的民族政策。面对吴三桂的归附，皇太极的第一命令就是必须剃头，并且下令凡是“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由于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强烈抵触和激烈反抗，清廷于是作了适当的妥协，比如对出家的道士，虽然也要求剃发，但只需剃掉四周，而且中间留下的头发允许束发扎髻带冠，不用结辫；而对政治地位不高的不大抛头露面的汉族女性，清廷就基本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清稗类钞》载：“生必从时服，死虽古服无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亦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剃发易服、男从女不从”。

清朝前期的汉人女性的穿着变化比较少，主要还是延续了明末“立领披风、直领披风、马面裙”的服饰搭配，后来到了清朝中期，就受男性服饰的影响而逐渐满化变为大襟样式，但这已经是朱慈炤死后的事情了。汉族女性得以继续保持明朝服饰，这固然会令心怀故国的朱慈炤感到些许欣慰，但这就是他看重“女儿”的全部原因么？

要知道，《红楼梦》爱的只是“女儿”，而不是所有女性，宝玉说得明白：“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同样也是女性的媳妇们和婆子们，虽然也不用改换衣冠，却是丝毫不得宝玉待见的，宝玉后来还说嫁了汉子的媳妇们“比男人更可杀”。由此可见，衣冠问题并不是朱慈炤重“女儿”轻男的主要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让《红楼梦》不仅是爱惜女儿，更是赞美女儿、尊崇女儿？

“女儿”一词，虽然也可偶尔作为未婚女子的称呼，但主要还是指父母生育的女性孩子，即与“儿子”一词相对应的女性晚辈。详细比对《石头记》中的“女儿”一词的用法就会发现：“女儿”一词只有在与宝玉相关时才是特指美好的年轻女性，而且只要宝玉欣赏，即使是染了男人气味的平儿和香菱也可算作是“女儿”。而除宝玉之外的其他人使用“女儿”称谓时，基本都是指某人生育或是认养的女性晚辈，其中也包括那些早已结婚生育的、不再年轻的媳妇们和婆子们，如甄家的女儿、贾琏的女儿、周瑞的女儿、如刘姥姥的女儿、如张财主的女儿、如我们女儿、如人家女儿、如“我认你作女儿”。



在《红楼梦》中，更多情形下是使用“女孩”一词来借指未婚女子，如第十五回里，凤姐对宝玉说：“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如第十八回里，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如第二十九回里，袭人劝宝玉道：“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分争，你听见了，你还骂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儿们的心。”  如第三十九回里，宝玉问刘姥姥：“那女孩儿大雪地作什么抽柴草？” 第四十一回里，宝钗说黛玉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如第四十三回里，茗烟给金钏上的祝词：“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如第五十五回里，探春说自己：“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



既然宝玉认定的清爽浊臭是相对于“男人”、“男子”而言，那朱慈炤为何不用无论是词形还是词义都与之完全对应的“女人”、“女子”这两个称谓呢？



既然宝玉强调了他尊重钟爱的只是未出嫁的女性，那朱慈炤为何舍“女孩”这个定义更为准确的常规称谓不用，偏偏选取了主要是用于称呼晚辈女性的“女儿”一词呢？而且还斩钉截铁、异常明确地强调“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红楼梦》正文对“女儿”是极尽赞美歌颂之能，脂批也不断强调【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最为奇怪的是：明明小丫头说晴雯是去天上作芙蓉花神了，宝玉听了也觉心喜安慰，可宝玉而后郑重写给晴雯的祭词的名字却不用《芙蓉女神诔》，而是名曰《芙蓉女儿诔》，再次强调“女儿”二字。这“女儿”二字到底有何秘密，竟让朱慈炤如此刻骨铭心、并将其作为晴雯的一生注解？



要解开《红楼梦》中的“女儿”秘密，我们需要先解开《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的回目脂批之谜。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加注了很多朱批，有回前批、回末批，还有眉批、侧批、双行夹批，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对回目的侧批，全书八十回，但只有两回的回目有加注朱批，一条出现在第三回：《荣国府收养【甲戌侧批：二字触目凄凉之至！】林黛玉》；另一条则是在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庚辰侧批：当得起。】娇嗔箴宝玉》。

那么这“收养”一词为何如此特别，以致朱慈炤会特别加注“二字触目凄凉之至”，提醒读者一定要细审这二字背后的秘密呢？

荣国府影射的是明朝皇室，林黛玉是崇祯和田秀英的合体，崇祯是泰昌帝朱常洛的亲生儿子，其出身来历毫无异议，“收养”一词自然是不适用于崇祯的，因此，“收养”二字特指的是田秀英，田秀英在天启年间因为其父田弘遇升任正三品都指挥佥事而定居北京，后又通过宫廷主持的信王选婚选入信王府中，怎么就变成了被荣国府“收养”了呢？

前书已经解密过了， “收养”和“女儿”这两词在明朝都有特殊的含义，由于明政府不许庶民买卖豢养奴仆，为了规避此法，民间于是以“收养”为名进行人口买卖，被买来的奴仆都要管主人叫“爹娘”，男仆自称“儿子”，女仆自称“女儿”。详情请回顾前书中第十四章中的《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瘦马”秘密》一文。

前书详细解密了东林党暗中操纵信王选妃的经过，东林党将毫无参选资格的瘦马周金莲秘密从苏州送入京城参选，并通过舞弊而将排名最后的周金莲特拔为信王正妃。为了掩盖周金莲不堪入选的事实，东林党们大造声势，不仅夸大周金莲的美貌，更是厚颜无耻地将周金莲美化成了贤德皇后的典范，但这并不能消除周后心底的不安，周后深知自己才貌逊色，完全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窃取了林黛玉田秀英的正妻地位，因此对才貌绝世的田秀英又是嫉妒又是忌惮，出身淫贱的她于是想出了个好人家的女儿绝想不出来的主意：要求朱由检命令选妃排名在她前面的田秀英和袁妃必须要使用奴婢的“女儿”自称，从而使田、袁二人成为众人笑柄，不得不时时刻刻蒙受巨大的精神凌辱。朱由检向来以尊崇礼法而著称，但他早已被周后的床技淫巧迷得离不了周后的身，就连铲除阉党这样重大的政事都要听从周后计谋，更何况这区区一个“女儿”称谓，田秀英和袁妃二人因此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被帝王“收养”作“女儿”的唯二特例，而这全都要归功于东林党们精心调教出来的瘦马“贤袭人”。

我们无法想象，田秀英每日都不得不在儿子面前，向崇祯皇帝自称“女儿”时的痛苦和绝望；我们更加难以想象，年幼的朱慈炤每日向崇祯皇帝自称儿子时，却又要目睹母亲不得不使用“女儿”这一与他平辈的称呼时的悲愤和无助。本应是田秀英母子的依仗的崇祯，事实上却是田秀英母子不幸的制造者的最大帮凶！

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林黛玉也就是田秀英被荣国府“收养”的不堪真相后，认识到崇祯假正经画皮下的虚伪刻薄后，才能真正体会到朱慈炤写下的“凄凉之至”这四字的沉重份量。

看到母亲终身因为“女儿”这个奴隶自称而蒙羞受辱，这份痛苦，朱慈炤感同身受；这份记忆，朱慈炤铭心刻骨！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对母亲的不公，但在他创作的《红楼梦》中，他要还母亲一个公正！既然人世间没有任何人能与他那才貌无双、圣洁高贵的母亲相比，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称谓能比他母亲使用的“女儿”二字更加神圣和美好！更值得他的崇敬和赞美！也许，年幼时的朱慈炤就曾这样安慰过母亲：“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为何在《红楼梦》里，宝玉至爱的黛玉和晴雯至死都是“女儿”身？一是为照应终身“女儿”自称的历史事实，二是用以借喻人物的清白圣洁，因为她俩的历史原型是本性高洁、至死不渝的田秀英。

又为何在《红楼梦》里，宝玉关切的秦可卿和智能儿却都是因淫丧身？因为她俩影射的都是因为好色好淫而悖乱礼法、败坏朝政的崇祯皇帝。

第二十五回里有一处刻画母子亲昵的情景描写：“便命人除去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甲戌侧批：余几几失声哭出。】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甲戌侧批：普天下幼年丧母者齐来一哭。】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的。【甲戌侧批：慈母娇儿写尽矣。】”

通过加注脂批，朱慈炤暗示了他幼年丧母的不幸遭遇，更流露出了他对慈爱的母亲的深切眷恋。《红楼梦》看似“女儿”赞，实为“母亲”赞，这是朱慈炤送给他最最不舍的、最最美好的“女儿”母亲的一支礼赞、一曲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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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之稀世俊美的脂批的“史笔”之谜【稀世俊美+林黛玉】
原创 红楼隐史蝶恋花 红楼隐史 2017-10-08 21:27
（《红楼梦》是假小说之形的真史书, 作者所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批郑重提示“作者用史笔也。宜作史笔看。深意他人不解。作者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 “字字看来皆是血”“实写幼时往事，可伤”，“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红楼梦》布局宏大，构思精深，本博除了解读表面文章外，更主要是揭秘背后的真历史。由于书中人物事件之间皆有关联，请看我的其他博文以助理解。）

先看《红楼梦》的书中描写：



    ----黛玉，除了“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以及各种的众人初见黛玉时是如何的惊艳于黛玉的容貌丰姿外，书中并无任何具体的外貌描写。有趣的是，书中但凡有绝色女子，作者便一定说像黛玉几分，比如晴雯，比如五儿，又比如尤三姐和龄官，这说明什么？说明黛玉就是绝色的范本！连像几分都是绝色，那黛玉本尊该有多美啊！


　----宝钗，“肌骨莹润”，“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肌肤丰泽，，，，雪白一段酥臂”。　　在下人兴儿等人的嘴里，黛玉是“西施”，而宝钗不过是“雪堆出来的”。宝钗是美女，但她只是胜在肌骨丰满莹润，外貌和气质上还是首属黛玉。

  
　　有人会说，宝钗抽到的花签可是艳冠群芳的牡丹，可是我早已说了，这是朱慈炤为了暗示宝钗的皇后身份和影射宝钗周后/满清对黛玉田妃/朱明的欺凌暗算。为的是引出签上的谶语，罗隐<牡丹花>一诗中的“任是无情亦动人”和“芙蓉何处避芳尘?”



　　这可不是我个人的偏颇之见，因为脂砚斋也在书中明确提醒黛玉之绝世之美是有史实依据的！！！请看凤姐初见黛玉时夸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甲眉：“真有这样标致人物”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

　　脂砚斋此处的【宜作史笔看】是何缘故？

　　这是脂砚斋告诉读者：黛玉之美是史书明确记载了的!

　　红学家们不断推出一个又一个的黛玉原型，其实谜底很简单，他们只要能把史书上黛玉无双美貌的记载找出来就什么都清楚了。想别的什么只会越想越糊涂，放着捷径不走，偏偏给自己挖沟！



　　下面我们就按照脂砚斋的提示来翻看史书：

　　《明史》记载：张嫣为朱由检选妃“时神宗刘昭妃摄太后宝，宫中之政悉禀成于熹宗张皇后。故事：宫中选大婚，一后以二贵人陪；中选，则皇太后幕以青纱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不中，即以年月帖子纳淑女袖，侑以银币遣还。懿安后疑后弱小，将及其次，昭妃力赞之曰：“今虽弱，后必长大。”因册为信王妃。帝即位，立为皇后。”
　　《崇祯宫词》：“（周）后选入宫，名在第三，懿安见其丰容端丽，特拔之为信王妃”
　　《旧京遗事》记载的更细：“中宫周娘娘质厚少文” “烈皇后圣质端凝，少颀颀之美，张皇后钦迟之意见于色端。昭妃曰：“今信王殿下，睿质方冲，黄花女得婚姻配合，自然长大，合得配信王。”赞襄之下，乾坤因而定位矣。”


　　周后在进入选美的最后一关的三名人选里排名最后，懿安太后看不上排名最后的周后，嫌周氏体弱矮小，刘昭妃为了能让周后胜出，不惜保证说周后只要嫁给崇祯就一定会长个的，这是什么道理啊？周后在参加选妃时是十六岁，而田秀英是十四岁，周后年长两岁，却身材矮小，刘昭妃可真是会找理由啊，这一看就是睁着眼睛胡扯。架不住六十多岁的刘昭妃的极力劝说，张嫣这才犹豫地将排名最后的周氏提拔为正妃，而排在周氏前面的田秀英和袁氏就这样成了侧妃，命运顷刻间彻底反转。


　　宝钗的原型是周后，周后是大美女没错，可惜看跟谁比，她连袁妃都比不过，只能排第三，何况是跟田秀英比？而且史书写得明白：周后“少颀颀之美”“弱小”，乃是矮小丰满的美人，简单点说就是矮胖美。也就是红楼梦中宝钗的“脸若银盆，丰泽莹润”的出处。

　　

     除了初期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等外，明朝的后妃们都是民间海选经过八层淘汰出来的万里挑一的大美女，但是看《明史后妃传》，史官们却惜墨如金，吝啬于对后妃们的才貌作描述，可能是由于后妃们都很美，故而没必要浪费笔墨。《明史后妃传》对周后没有任何外貌美丽的描写，只是一句“性严慎”而已。翻遍《明史后妃传》，其中除了对“宣宗孝恭皇后孙氏，幼有美色； 宪宗妃孝惠邵太后，有容色；嘉靖曹妃有色”这三人仅仅以“有色”统一形容外，唯有对田秀英却难得的写下：“妃生而纤妍，性寡言，多才艺”以与其他后妃完全不同的简练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从不化妆，一向以素面示人的田秀英的窈窕美丽、惊才绝艳 。就连为了美化周后不惜栽赃污蔑田妃的太子党吴梅村在他的《永和宫词》中也不得不承认田秀英是“丰容盛鬋固无双”，可见田秀英之美，怪不得选美时把周后甩到了第三名。


　　《周皇后传》记载“时田贵妃在御,能书，有机智，上颇昵之，即袁妃远不及也。以是周后多不得见上。” 看看这受宠的排序：先田秀英、再是“远不及”的袁妃、最后才是“多不得见上”的周后，看来崇祯真是一个颜控，他的宠爱程度完全是按颜值排序啊！也无怪乎，田秀英久病憔悴，崇祯却还能毫不犹豫地退回了周后为他重金买来的让天下人都为之倾倒的大美女陈圆圆，这差距明摆着！


　　怪不得贾母在当中宣告给宝玉择偶的标准时是那么的自信，这一句“只是模样配得上就好”，就已经等于是说非黛玉莫属了！





    首度破解，持续更新，敬请关注博客文章，更多揭秘都在《红楼隐史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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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四=====晴雯为谁点？【晴雯+林黛玉+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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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破解红楼梦的密码钥匙：黛玉和晴雯的历史大事年表
原创 红楼隐史蝶恋花 红楼隐史 2018-02-12 11:19
（《红楼梦》是假小说之形的真史书, 作者所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批郑重提示“作者用史笔也。宜作史笔看。深意他人不解。作者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 “字字看来皆是血”“实写幼时往事，可伤”，“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红楼梦》布局宏大，构思精深，本博除了解读表面文章外，更主要是揭秘背后的真历史。由于书中人物事件之间皆有关联，请看我的其他博文以助理解。）



【林黛玉是影射崇祯帝朱由检和皇贵妃田秀英；晴雯是影射田秀英和杨嗣昌（具体请看我前面的博文解密）】

【1625年】，天启五年端午，天启朱由校坐船落水，受寒加上惊吓开始生病。

【1626年】，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王恭厂火药库大爆炸，东林党借题发难，将人为事故描述成天象示警以逼迫天启停止打压东林党，天启置之不理。

【1627年】，天启七年，久病不愈的天启病情渐重。处于皇位继承第一伦序的信王朱由检进入东林党视线。天启皇后张嫣主持为信王朱由检选妃，田秀英、袁妃与周后“同选于朱阳馆”，周后排名最后。最终因东林党的黑箱操作“特拔为信王妃”。成为正妃的周后肆意凌辱沦为侧妃的田秀英和袁妃，强迫她俩终身使用“女儿”这一卑贱的奴婢自称，低人一辈，自称尊崇礼法的朱由检对此默许纵容，这才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道奇观：妃子居然要将帝后视同爹娘，自称女儿！

                 八月，天启传位于五皇子朱由检，临死前说“吾弟当为尧舜”。

【1628年】，崇祯元年初，进封田秀英为礼妃，

                    四月，“甲寅,册立田氏为贵妃,袁氏为淑妃” 。

                   七月，东林党大力荐举的袁崇焕入京，袁崇焕向崇祯夸口“五年复辽”

                   十一月，魏忠贤自尽

【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四日，皇长子生（睿名慈烺），周皇后出，星家所谓虎生中堂不祥，孰甚益日月，皆逢寅也。”周后生的太子乃是国家的不祥之兆。与此同时，最终灭明的李自成甘肃投军起义。

                三月，定立“阉党逆案“，处置255人

               六月初五，受东林党钱益谦指使的袁崇焕为议和杀害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后金听说后热烈庆祝毛文龙之死，“清主大喜，置酒高会”，并立刻筹备入塞事宜。

               十月，崇祯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并赐蟒衣银币。没过几天，十月二十七，“己巳之变”，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后金第一次入塞，皇太极率十万兵马打到北京城下。从此，失去了毛文龙这道边防保护的大明国门洞开，后金满清频繁入塞如入无人之境，给明朝造成无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

【1632年】，崇祯五年八月，崇祯将田秀英居住的永和宫更名为颇有寓意的“承乾宫”，或与四皇子朱慈炤（照）的出生有关。

。。。。。。

【1636年】，崇祯九年，四月至八月十九，满清第二、三次入塞。连胜56战，克16城，掠夺人畜17万。

                  九月初一，兵部尚书东林党人张凤翼自杀身亡。田秀英向无人可用的崇祯举荐在家丁忧守制的杨嗣昌。

                 九月二十七，崇祯“绝爱之”的皇五子朱慈焕生。

【1637年】，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赴任。

                  四月初二，杨嗣昌上《敬陈内安第一要务疏》，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力主“安内方能攘外”。崇祯折服，说出“恨用卿晚”。

                  十月，杨嗣昌立下三个月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1638年】，崇祯十一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相继战败接受“招抚”，而李自成则势穷力尽“败走陕西”。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军被基本压制。杨嗣昌所立的三个月“了十年不结之局”的军令状，已经接近完成。  鉴于张献忠先前的“渑池渡”和“车厢峡”的两次诈降记录，杨嗣昌提议让张献忠先打李自成表诚意，却被仁义之君崇祯拒绝，于是张献忠的四万人马被仁德的崇祯养在谷城好吃好喝，但却只听从张献忠命令，埋下了日后反叛的隐患。

                  三月至九月，崇祯在东林党的主战和杨嗣昌的主和间犹豫不决。

                 九月，等不到议和的皇太极派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夺情起复，极力主战，崇祯放弃主和，并任命卢象升为天下援兵总督，首辅刘宇亮督军，杨嗣昌失去指挥权。

                 十一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大败，仅带17骑逃入商洛山中藏匿。

                 十二月，自大无知、骄纵冒进的卢象升因浪战而败亡。

【1639年】，崇祯十二年初，崇祯调洪承畴被调任蓟辽总督，山西巡抚孙传庭建议将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崇祯不但不采纳，反以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孙传庭于是引病告休，崇祯大怒，将其逮捕入狱。使得本已陷入绝境的农民军乘机逃脱了明军的清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

                 三月二十七，年仅三岁的六皇子朱慈灿莫名其妙夭亡。

                 五月，张献忠再次反叛，李自成随之率千骑从商洛山中杀出。

                 八月二十五，崇祯命令杨嗣昌督师平寇。

                 九月六日，杨嗣昌离开京城，踏上了不归之路。

【1640年】，崇祯十三年，元旦，周后公开发难，将田秀英在酷寒中久冻，而后又加羞辱，终令田秀英病倒。崇祯因此与周后争执，失手将周后推到，周后开始绝食要求处置田秀英。为了维护后宫和谐的好名声，崇祯只好将田秀英贬入嘉靖皇帝这一脉的发祥地、万历皇帝曾居住的“启祥宫”。

                杨嗣昌剿匪缺饷，薛国观给崇祯出主意向贵戚借餉。周奎带头抵制崇祯的借餉。

               七月初五，年仅五岁的崇祯“绝爱之”的五皇子朱慈焕被周后借“九莲菩萨”之名活活吓死，大受打击的田妃病情加重，崇祯放弃向贵戚借餉。

               八月，因局势恶化，杨嗣昌赴重庆主持围剿。

              十一月己卯，追封悼灵王（五皇子朱慈焕）为「玄机显应真君」。礼科给事中李焻言：『诸后祀在奉先殿，传之天下万世；似宜仍前徽称，不可崇邪教以亵圣号』。不听。十二月，改封「通宣显应悼灵王」，去「真君」号。

              十二月，周后“于南中（即南京、扬州）用重价买得歌舞女子数人”，崇祯“甚宠之，数月未与田妃相见。”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八，杨嗣昌上书“此身之忧劳病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当月，福王被李自成捕杀。而此时崇祯正沉醉于周后重价为他置办的数名美女的温柔乡里。   多荒唐！因为借餉导致年幼的皇五子被周后残害，可没钱发饷的崇祯却有钱让周后花费巨资购置成群美女供自己纵情声色！

                  史载田秀英“性明慧沉默，寡言笑”“性寡言”，不爱说话的她在宫中十多年谨小慎微，就连同崇祯下棋也是陪尽小心，棋艺高超的她每次都让崇祯不多不少胜上两子，“田贵妃每与帝弈，辄负二子，未尽其技也。”面对强横歹毒的周后，事事小心的她唯恐一步走错万劫不复。可是面对爱子接连暴毙和周后的步步紧逼；再思及国家飘摇、忠臣不保，沉默的田秀英再也忍不住了，她向沉迷在周后的美女们温柔乡中的崇祯上书，更多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仅从唯一记载的那句“当今中外多事，非皇上燕乐之秋！”中我们不难看到田秀英的悲愤和绝望！这无望的家，这无望的国，逼得一向寡言少语、谨小慎微的她再也无法沉默！

                  二月初五，张献忠杀襄王。

                  二月二十八，闻知二王被杀，杨嗣昌病重，卧床不起。

                   三月初一，杨嗣昌病亡。

                   十一月，看到歌舞女子们失宠，周后又选卢妃入宫。

【1642年】，崇祯十五年初，看到新选的卢妃不得宠，周后于是特派父亲周奎去江南重金购得令人“欲仙欲死”天下闻名的陈圆圆献给崇祯，可是忧心国事、心系田妃病情的崇祯无心享乐，居然难得的极干脆的将陈圆圆退回周府，而后陈圆圆被周奎送给吴三桂以结纳朝廷新贵。

                   除了上面的有入宫时间的数名歌舞嫔、卢妃和陈圆圆外，史书中记载更多的是那些入宫时间不详的妃嫔，如刘妃、陈妃、方妃、沈妃、尤妃、两个王姓妃子、选侍薛、选侍范、养艳姬和蔺婉玉等等，还有那些在田妃死后出现的众多的可怜的不给名分的青霞女子，数量应该在三四十名以上。所以说崇祯不好色的可以休矣，周后每年至少要为崇祯采买两三个美女，史料中每次出现采买美女，不是用“巨金”就是用“重金”，明末国库空虚，周后这么年复一年的大量的花钱采买美女，没有崇祯的默许是不可能的。

                  七月十五中元节，田秀英病亡，“上痛悼，恤禮加等”。

                 崇祯还把田贵妃与其母亲刘太后的画像一起放在长椿寺，清代进士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记载：“长椿寺旧藏明慈圣李后、孝纯刘后、田妃三像。兵火后，孝纯像仅存。” 长椿寺，位于北京西城区长椿街。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是明神宗的母亲孝定李太后下令敕建用以居水斋禅师，水斋大弟子为神宗的替修。神宗赐额“长椿”，意味着神宗祝愿他母亲健康长寿。李太后死后人们叫她“九莲菩萨”，所以长椿寺里一直保存着一幅九莲菩萨像。崇祯因想念他的生母孝纯刘太后，让画家画了一张刘太后像，也挂在长椿寺内。田秀英死后，崇祯又将田秀英画像挂在长椿寺内。后来，万历母亲李太后和田秀英的画像都毁于兵火，光绪年间只剩下刘太后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太后像也丢失了。

                  八月，崇祯首次下旨公开选美，“八月戊子，命采良家女充九嫔。”还明确要求“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纯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洁者，方许与选。”  这时田秀英死了还不到一个月！这与他半年前坚拒陈圆圆的举动形成鲜明对照。可是由于国事日危，大臣们拖延不办，选美一事最终不了了之。崇祯要求全国选美受阻，但这难不倒老司机周后，于是崇祯的乾清宫旁的小屋里出现了众多杂居一室的没有名分仅供崇祯随时发泄的“青霞女子”。还是东林党培养的周后会做事啊！杨嗣昌死了，田秀英也死了，明朝的舞台终于全部交给了正人君子东林党和一代贤后周后了。

                十月, 清兵第五次大举入塞，俘获人口三十七万。

【1643年】，崇祯十六年， “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帝谕后宫同日修省。后五月，轩辕绝续不常，大小失次，至九、十月间乃复。轩辕者，后妃之舍，主内政，以弼太微。为周后同殉之象。” 天象示警，周后必与崇祯同亡。

           不久，年仅三岁的七皇子又莫名其妙的夭折。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三，“壬子，葬皇贵妃田氏。夜，星入月中；占云：“国破君亡”。”田秀英下葬的当天晚上，又是天象示警，国破君亡。

             从1639年开始，田秀英母子基本是一年死一个，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明亡的快，四皇子朱慈炤就难逃周后毒手了，明亡其实也是间接地救了朱慈炤一命。

              丙戌，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上候于文华殿，各札入。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皆言南迁及东宫监抚南京；上骤览之，怒甚，曰：『诸臣言何为』！稍间，色渐平；心念寇日剧，言或可采，竟中寝不敢发。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亦竟不行。

               壬辰，始弃宁远，征辽东总兵吴三桂、总督蓟辽王永吉率兵入卫。



                乙未，上按籍勳戚、大璫，征其助饷。遣太监徐高谕嘉定伯周奎倡之，奎谢无以应。高泣谕再三，奎犹漫词；高怫然起曰：『外戚如此，国事去矣』！奎奏捐万金，上少之，勒以二万；奎上书中宫求助，中宫勉应之五千金，奎遂先输三千金而逸其余。



                 三月十八暝，都城陷，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上微服出自中南门，杂内侍数十人，皆骑而持斧，欲出东华门；内监守城，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趋其第，阍人辞焉；上太息去。趋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仍回南宫，散遣内员；携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御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内地三陷，逆贼直偪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故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又书一行：『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三月二十一，崇祯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也允许投降的诸臣前往送葬，只是人数不多，“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馀皆睥睨过之”。



                四月初四，崇祯与周后被葬入田秀英的墓穴之中。后清朝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就这样，思陵成为了明朝唯一的一座妃子与帝后同葬的帝王陵。





而四皇子朱慈炤在明亡后化名“王士元”，倒过来念即为“原是王”，也就是《红楼梦》中“王雪雁”和“王一帖”的名字来历。朱慈炤干过农民、讨过饭、当过和尚，然后是做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最后在山东被捕，康熙四十七年，76岁的朱慈炤和他的儿子们被满清以假冒之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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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破惊石系列之四=====晴雯为谁点？【平儿影射袁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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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太极格局研究新天地)

努尔哈赤最怕的明人，康雍乾全面封杀他的历史，光绪时还不放过
2024-04-10 16:38:36　来源: 说历史的老牢 河南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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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是,有一个人却被历史遗忘了数百年,他就是明末抗金的铁骨铮铮的忠臣 - 袁可立。这位曾经在辽东一战成名的大将,为何会被后世所遗忘?又为何会遭到清朝皇帝的如此仇恨和打压?




一、明末三袁的英雄事迹

明末三大武将中,袁可立无疑是最为出色的一个。他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在明末动荡的局势中,为大明挽回了局势,延续了国祚。

在万历年间,随着后金势力的不断扩张,辽东局势岌岌可危。此时,天启帝终于意识到了袁可立的能力,将他调任辽东总督,负责抗击后金。这一决定可以说是天启帝最正确的一步棋。




袁可立到达辽东后,迅速组建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他不仅整顿了军纪,还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与此同时,他还与毛文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抗金的大联盟。这些措施无疑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袁可立的带领下,这支军队很快就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先后收复了旅顺、红嘴堡等重要城池,给后金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旅顺防御战中,袁可立运用了精妙的战术,让后金吃尽了苦头。这场战役可以说是明末大明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这些胜利不仅让大明重新掌握了辽东的主动权,也让努尔哈赤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原本势如破竹的后金,在袁可立的阻击下,竟然连续遭受了七次败仗。这无疑让努尔哈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痛恨。

袁可立在辽东的抗金斗争,不仅挽救了大明的局势,也延续了大明的国祚。他的英勇事迹,无疑是明末三大武将中最为出色的。但是,这位功勋卓著的忠臣,最终却被历史所遗忘。




二、努尔哈赤最痛恨的明臣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袁可立无疑是他最痛恨的明臣。这位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后金开国皇帝,竟然在一位文官手下屡遭挫折,这无疑是他的一大耻辱。

在与袁可立的交锋中,努尔哈赤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原本他以为大明军队是毫无战斗力的,但在与袁可立的交锋中,他才发现大明军队的实力并不容小觑。这让努尔哈赤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




更让努尔哈赤痛恨的是,在与袁可立的交锋中,他的女婿刘爱塔竟然选择了回归大明。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也让努尔哈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作为一个骄傲的君主,努尔哈赤怎能容忍自己的女婿背叛自己,投靠敌人?这无疑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可以说,在袁可立的手下,努尔哈赤吃尽了苦头。他曾经七次败在袁可立手下,这无疑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痛恨。这也成为了后来清朝皇帝对袁可立进行大规模抹杀和封杀的重要原因。

作为后金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但是,在与袁可立的交锋中,他却屡遭挫折,这无疑是对他的一种巨大打击。这种耻辱感,也成为了他对袁可立怀有极大仇恨的重要原因。




三、清朝对袁可立的仇恨

当清朝建立后,对于袁可立这个曾经击败过努尔哈赤的明臣,清朝皇帝自然是怀有极大的仇恨。他们不仅在修编《明史》时,刻意忽略了袁可立的事迹,甚至还下令禁止任何人提及袁可立的名字。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清朝皇帝对于历史的一种改写。他们不希望后世知道,曾经有一位明臣能够击败过努尔哈赤,这无疑是对清朝开国皇帝的一种巨大挑战。因此,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抹杀袁可立的功绩。




在雍正时期,清朝皇帝甚至下令将岳飞从武庙中移出,并大力推崇关羽,这无疑是对岳飞的一种贬低。这种做法无疑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抹杀那些曾经对清朝造成威胁的人物。

而到了乾隆时期,清朝更是下令销毁所有赞扬袁可立的史料,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彻底的抹杀。这无疑反映了清朝皇帝对于袁可立的极大仇恨。他们不希望后世知道,曾经有一位明臣能够击败过努尔哈赤,这无疑是对清朝开国皇帝的一种巨大挑战。




即使到了光绪年间,当大明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清朝依旧没有放过袁可立,他们竟然还下令摧毁了纪念袁可立的牌楼。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也反映了清朝皇帝对于袁可立的仇恨。

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仇恨袁可立,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击败过努尔哈赤,这无疑是对清朝开国皇帝的一种巨大挑战。因此,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抹杀袁可立的功绩,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也反映了清朝皇帝的狭隘和偏执。




四、袁可立的遗产

尽管袁可立在明末的功绩卓著,但是由于清朝皇帝的刻意抹杀,他的事迹最终还是被历史所遗忘。直到今天,即使是在学术界,也很少有人提及袁可立的名字。

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遗憾。袁可立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忠诚的臣子。他在辽东的抗金斗争中,不仅挽救了大明的局势,也延续了大明的国祚。这无疑是他一生最大的功绩。




但是,即使在今天,袁可立的事迹依旧鲜为人知。这不仅是因为清朝皇帝的刻意抹杀,也反映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特点。作为明朝的忠臣,袁可立自然是不被清朝所认可的,因此他的事迹也就被历史所遗忘。

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遗憾。袁可立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忠诚的臣子。他为大明做出的贡献,理应得到后世的认可和尊重。但是,由于历史的偏差,他的事迹最终还是被遗忘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的真相并不总是如我们所见。有时候,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被掩盖,被遗忘。袁可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为明末抗金的铁骨铮铮的忠臣,他为大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清朝皇帝的刻意抹杀,他的事迹最终还是被历史所遗忘。

我们应该努力去发掘这些被遗忘的历史,让它们重新被人所认知和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我们的未来。




结语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的真相并不总是如此简单。有时候,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被掩盖,被遗忘。

袁可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为明末抗金的铁骨铮铮的忠臣,他为大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清朝皇帝的刻意抹杀,他的事迹最终还是被历史所遗忘。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遗憾。

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的真相并不总是如我们所见。有时候,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被掩盖,被遗忘。我们应该努力去发掘这些被遗忘的历史,让它们重新被人所认知和尊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我们的未来。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被掩盖,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探寻,总有一天,它们终将重见天日。

声明：个人原创，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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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墓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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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尚书墓即袁可立墓，在睢州城(今河南睢县)东南五里。明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卒。越春，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崇祯七年九月初七，明崇祯皇帝遣使至睢州御祭葬，原墓按崇祯朝最高规格建造，墓志铭为首辅孔贞运撰文，书法家王铎书丹。神道碑为书法家王铎撰文书丹，行状由书法家董其昌撰文书写。墓地在袁坟村南，原四面为路，成"八抬轿"井字地，向有松柏掩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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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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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礼卿，号节寰。他是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曾任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登莱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袁可立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诰“五世恩荣”之赏。其代表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等。

      
中文名：袁可立
别号名称：袁青天、铁面御史、袁军门
出生日期：1562年4月25日
性别：男
国籍：明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睢州
去世日期：1633年11月12日
代表作品： 《弗过堂集》、《观海市》、《蓬莱阁望海》
主要成就： 平反冤案，策反刘爱塔，恢复海疆
目录
人物简介
主要经历
主要作品
人物评价
详细介绍 PROFILE +
人物简介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曾任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登莱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

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曾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满清封杀令。相距五百年，两位抗金名臣在此不期而遇。

其灵位被祀于苏州、登州两府名宦祠及河南睢州“乡贤祠”。

主要经历
职微犯巡抚昭雪太守冤

万历十九年八月，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连审御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不是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即座师陆公为公虑之”。

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知府）‘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按治豪横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诬劾太守。万历十九年五月，“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石昆玉“以强直失当途欢。中丞台以乘墉而攻，无弗胜者。竟夺于，清议咋舌。（李涞）自免去。”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百辩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李涞以万历十八年四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十九年九月去官。历史记载是首辅申时行仅仅离职四天后，（御批）“应天巡抚李涞准回籍。”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问案释疑，理雪冤狱，“给谏公（袁可立）李七年，而出人死罪者以数千计。按部所过，囹为之空。”

重案惊朝野推官审大案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董份，浙江乌程县（属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公至，即博收讼牒往各邑理之，以杀其势”。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 ，“巨魁势孤就擒，一指顾间而变定”。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转眼间人财两空。说来董份和袁可立座师陆树声是同年，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时也，命也！

巡海问琉球断案奇如神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南大司马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不纳，然心识其为琉球物也。不数月，海上报擒活夷二十口，夷器若干。巡抚檄公查验，而二夷已毙杖下，其十八人皆鴃舌不可辩，夷器中三刀即公所掷还者也。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

结果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倭警相倾轧明察辨秋毫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事起于万历二十一、二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壬辰（1592）、癸巳（1593年）年间发生的一个事件，酿成了后来三人灭顶之灾的“乙未事”。起因就是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内的万历皇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三司大惊。“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不顾巡抚阻扰，不同意草率处决人犯，请以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

后经袁可立多方查证，发现他们的招供状全是子虚乌有错讹百出，最终洗清了冤屈。“公独谓是狂生，无他”。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真是谋反哪有如此大张旗鼓的。秦、王先后毙死狱中。当乔一琦从死牢中被解救提出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

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军报囯，“思奇功雪前耻”，后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抗旨斩弄臣万民呼青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内召当锝谏省”。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从容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泰昌皇帝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

雷震景德门建言罢官籍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请录谪臣，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疏上，夺俸一年。

关外战事起条陈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里就地晋升太仆寺少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天启元年，封疆多事，辽沈、广宁相继失守，全辽沦陷。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

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七项建议：

“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威克厥爱，兵家所违。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河西既失，则之门户当严。本兵既出视师，当遂驻镇，调集附近诸军列营口外。又自抵都门，置重兵数处势相联络，如常山率然以便策应，则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摇也。

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按籍而数之，营兵不可谓不多矣。然为役占为包揽，聚如乌合，散若鱼惊，其精强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设法核其实数，分为上、中二，严加训练。上者以战，中者以守。饷以因之，庶缓急可赖也。

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城守之计，以食为本，则粮饷之储不可不预目。今宜寻访于忠肃公故事，通州之储悉运入京师。而又谕令在京勋戚巨室之家各庄盖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测，城守固矣！

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悬官之空乏。自东事屡败，而文臣武臣相继陷没，主爵者苦于无人可用。臣读圣谕，以公侯悬赏，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圣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况下僚伏，草莽如田畴、魏胜者更夫不少，若循资以求，则真才安得脱颖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贤文榜，令各陈所长，赴部实騐，果异赝鼎，列名上闻，群策并举，无难灭矣。”

疏上，帝一一嘉纳允行。

天启二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与首辅叶向高等二十人“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孙承宗一道担任殿试考官外，还以左通政代理通政使的身份成为天启皇帝的侍班帝师，“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基础。

授命立危疆节镇抚登莱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此时的登莱已成了与后金占领的辽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担负起了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海前线的后勤转输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则刚刚因贪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天启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使持节视师海上”。“公受上眷知亦深矣“。

袁可立拜命就道，从河南睢州出发路经金乡就遇到了白莲乱军，袁可立带领家丁冠带披甲直冲敌垒，连自己60岁的夫人都亲上战场擂鼓助阵。“公填抚登镇，适莲妖东奴交讧，而夫人从公戎马，亲抱桴鼓不以为惧。”“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袁可立又檄令发登兵“七千余名”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袁可立抚登三载，坐临登莱，开创东江，厉兵秣马，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毕自严、总兵毛文龙、沈有容等戮力策应。“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

袁可立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操练水师，打造战舰。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

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

袁可立抚登期间，市农工商安居乐业。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莱巡抚。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时期。天启三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抚登数载，“海无传烽，亭有息鼓”。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枢辅孙承宗评价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海陆相犄角奇兵复辽南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飞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至千余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

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再次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更呼吸岛帅（毛文龙），驶千帆继其糒”。时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又“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从此琉球、朝鲜海运得通，开创了中国军队国际护航的先河历史。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复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大兵出海，“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离散百姓。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后金放弃“金、复不守，而以西虏二万人守盖”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大兵压境震慑南四卫，以图策应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反正归明。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督兵过海，乘虚捣之”。时星驰至垒，恍光弼之按子仪军也。”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袁可立）命总兵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讫四月内，贼见登兵北来，毛帅之兵又交相接应，……五月登兵与岛帅布置相应。”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天启三年六月十八日，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于二十八日“至镇江、汤站、凤凰城等处安营下寨，以图进剿”，“四面出奇以蹑其后”，“从昌城过满浦以捣其巢”。朱家龙从千家庄出击，王辅从凤凰城进军，曲承恩出兵昌城，易承恩直捣满浦。“复地自金州至永宁堡、旅顺、岫岩、盖州……汤站、凤凰城并镇江一带，计地千有余里。”

袁可立设计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三卫及海岛疆土千余里，明朝大部分沿海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金州、旅顺和复州、永宁等地的收复，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石城、宽叆等地连为一条弧线，对后金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和包围圈，不但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也令明朝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形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严关设重伏夜火烧连营

天启三年九月秋收，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和金、复等地，掠夺抢收秋粮，驻守复州的李永芳部四面出击掳掠百姓。“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天启三年十月，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他综合谍情，“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十月，（虏）果驮载（火炮），分兵两路袭我，而诸将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虏）遂移营遁去。”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于复州、永宁和金州、旅顺一带两路设伏，乘夜以火把袭城，“于松山诸处”以火箭射焚敌营秋禾，彻夜透明，杀声震天，后金大败而去。十月初五，大将张盘在登镇沈有容的策应下，复于城外设伏，夜三更火攻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及相邻数堡。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袁可立“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以图实现“恢复之功”。“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多次檄令调度两镇兵力互为策应，“每出奇兵，馘俘累累”。“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拨。”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以报袁可立秋火夜攻的惨败之仇。袁可立根据谍报待敌而动，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险关设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沿岸各岛间奇袭策应，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祭旗，大败之，后金落荒而逃。

天启五年春，袁可立仅仅离开登莱半年，最有潜力且令后金坐卧不安的大将张盘就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力战而死。又三月，孙督师的关宁因为少有登莱牵制配合发生柳河之败。袁可立的去留作用天壤有别，已高下立见，惜哉！

起用袁可立是天启帝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棋，下活了整个辽东，由原来的节节败退丧地失城转为以攻代守，保大明疆宇安稳四年。

由于种种原因，孙阁老积数年之力打造的关宁大反攻未尝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于后来的关宁军在孙阁老离职后的数年间坐困耗资拖垮大明财政，总是在自己的防区内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袁可立的登莱战区竟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屈指可数进到敌占区内主动出击叫战收复失地的正面战场，只是后来由于满清对袁可立的封杀使那段历史过于模糊和不鲜明，竟然形成了史家研究的弱项和空白，把袁可立离任后到明亡这段时间明军被动防守挨打且越打越残的悲情战事当成了明清战争的主流和全部，实在是对明军的莫大讽刺。

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能勉强守住讯地者就称“大捷”。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直接把战线推进到后金既占领土南四卫北端腹地，而刘爱塔被策反更让金人蒙羞。甚至毛文龙部直逼其老巢，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可以说，袁可立是满清碰到的真正对手和死敌。

袁可立“精骑射剑术，以故治兵兵练，治赋赋理，较士士服。”

黄道周说：“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

不战屈人兵策反刘爱塔

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的布局，大兵出海，对后金呈步步进逼压倒之势，精心设奇策反收降了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登州总兵沈有容不愿意接纳，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袁可立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但不久为后金死党中军王丙告密，“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几年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莅任登州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18年的刘爱塔，这一未遂兵变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后金的伪军体系和情报系统被摧毁殆尽。奴”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尽管后来由于党争排挤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只可惜刘爱塔归顺后没有受到经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龙还谎称为其阵前招降而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降的初衷，又引发刘爱塔死后一连串悲剧事件。但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金人曾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恼羞成怒倍感屈辱，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立传，毛文龙也仅以寥寥数语附于他传之后。陆时化的一部书画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竟然因为“《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先生急取板稿尽毁之。”

筹饷多募兵节制毛文龙“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袁可立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被连续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

天启二年冬，袁可立多方呼吁，从内地大肆调兵筹饷，创建毛文龙的东江镇。为向前推进防御，竭力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天启二年五月初二，袁可立通过杨嗣昌向皇帝请饷道：“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轻视沿海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毛文龙）为奏请”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罢官二十六载，复出后担任过天启帝师，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有明确事权：“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最后得出了一个既无奈又想维持局面的结论：“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遂奉旨核其兵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嗾使言官弹劾袁可立。

这时忽然就冒出来一个由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进士同年组成的利益集团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间的矛盾，由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几个东林党同年方有度、宋师襄、庞尚廉、李乔仑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

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进士的他们经常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生死冤家》）其中这个率先攻击袁可立的方有度，曾向袁可立的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汪崇孝，因带兵鼓噪哗变被弹劾处理，方有度就此记恨袁可立。而举人出身的李乔仑加入到这个群体则是直接受其同乡宋师襄指使。

时朝中党派相攻者无虚日，党争和激进言官的空谈误国已经影响到军政秩序。袁可立维护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对毛文龙的支持，“力柔其（毛文龙）骨”，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最后选择“功成身退”，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连上七疏辞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后被袁崇焕所杀，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后来的己巳之变证明，袁可立离职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辽东战局是个三输无一赢的局面。袁可立在去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本已经说明袁可立对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是心有不甘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应毛文龙。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

天启四年，大批清流相继遭罢，有东林背景务实于辽务的袁可立也被迫卷入党争旋涡而去职。沈有容无有所依，决然随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节制。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龙被矫诏杀害，三个月后发生了明金交战以来后金首次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再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盘，心力交猝的袁可立溘然长逝于家。

驭兵多方略杯酒释兵权

天启三年（1623年）春节过后，登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灯酒会，期间忽然接到兵部令，说是山东巡抚赵彦应潍县县令的请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发大兵平叛，潍县县令说驻防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将官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而潍县一带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乱作一团。且登莱水师向以辽兵为多，此事处理不好恐扰军心。

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应兵部和山东巡抚之请马上发兵，他私下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经沈有容召练过来的辽将，对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问题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斟酌核实。为确保无虞，袁可立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暂时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宽厚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而时已至午夜，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朝鲜起祸变声罪劝济师

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违背明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天启三年六月十一日，朝鲜派出328人的庞大使团来登州拜见袁可立，以求获得明政府的册封，口呼“老爷”，尽显大明国威。

但迫于明与后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实，袁可立又疏请“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发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属于“篡权”这一严正主张一直搅动着数百年后朝鲜历史的神经线，朝鲜君臣认为这一切麻烦全部是“当初因袁可立题本”造成的，说“袁可立之构诬，至于来査”，于是对袁可立切齿忌恨，直到五十年后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多次派出使团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甚至“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等手段斡旋满清官员以图改写和销毁前史 ，《永宪录》和《池北偶谈》等史亦有记载。凡此种种，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满清“文字狱”中遭受毁劫和封杀。

直到今天韩国的史学家们仍在不停地改写和美化这段残忍篡权史，所以朝鲜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是与明朝官方的记载大相径庭的。朝鲜人自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单方面结论，那就是“袁可立而故意忽略掉袁可立从大明实际利益出发为其“册封之请”是迫不得已之举，是为了让朝鲜出兵助明，严酷的辽战形势已经不允许袁可立在这个事情上太较真。观今日韩国“逐鹿”之政，可知其千古宫廷争斗之严苛，即便是袁可立这个千古名臣搅和进去也会被其任意改窜历史的惯性责骂和碾压折腾得一塌糊涂。

鉴于现代国际实用主义格局，现今的韩国更是想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抹除殆尽。

刚正持朝纲忤逆魏忠贤

天启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授策海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边事告急，以廷推起袁可立兵部添设右侍郎。六年闰六月初九，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

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满清颠覆大明政权的终极目的认识得异乎寻常深刻，坚决反对议和。“经略（袁崇焕）遣人为（老酋）吊祭，公恨其辱国非计，飏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毛文龙被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渐趋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

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至是殿工兴，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相见，屏人密语移时，呈秀授党人姓名。”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下决心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

皇帝念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准驰驿乘传归。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诰封三世，父如子官。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终日忙辽务，但思想倾向东林，与高攀龙、冯从吾为同年，黄道周、倪元璐为其门生，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甚至联合阉党宋祯汉寻衅攻击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走向了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己巳，虏薄都城。公条上方略，密致当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抚按荐牍屡腾，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布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可立刚直成性，再削再废，于辽战最急之时弃置于家，所用未尽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倪元璐官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王铎亲为袁撰写神道碑和墓志铭。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为袁可立同年知交。缪昌期、周道登，俱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与孙承宗共议战守，出镇登莱，满人蜷伏。户部尚书李汝华，与袁可立同乡，子孙数代延世交好，为睢州美谈。

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撰《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袁可立三周年祭日前夕，董其昌无疾而卒。

临行话海市文章遭毁劫

天启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袁可立“生平于书无所不窥，旁及书画，真草秀润流丽，隶书风骨道劲。而画梅苍古，则赵孟頫也。”“兼以早善笔礼，真、行、草、隶皆有古人风致。复工画梅，棱杆如抽铁。”至今在蓬莱阁苏公祠内留有其诗文手迹刻石，其骨力透穿石，与其人品相得益彰。

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成功策反奴婿刘爱塔，强烈反对与后金“议和”，而建州之事是满清统治者之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清乾隆四十二年，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满人以所谓有“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迄今所见董其昌《容台集》各个版本均被抽毁篡改而找不到《节寰袁公行状》只言片语。直到清光绪十七年，“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金陵陷落后，其子袁枢当四十五岁，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满清，抑郁绝食数日而卒。因保城有功，睢州人屡请，死后六十年才得以被清政府入祀乡贤祠。““袁氏自司马至赋诚、赋谌三世矣，诗学尽其家传云。

天子赐祭悼首辅撰铭文

“客有谈中外事，虽汜然不应，而眉端隐隐有蹙容”。崇祯六年，登莱兵变结束，袁可立呕心沥血开创的登莱防线海线彻底崩溃，冬十月十一日，心力交瘁的袁可立薨逝于睢州，与徐光启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最著名的书画大家董其昌、王铎、黄道周、倪元璐、陈继儒等为其题碑作赞，可见其人格魅力之一斑。“讣闻，上遣官视葬，有司陈祭，博士弟子员乡三老俎豆之于学宫之旁。”又于宅西“复筑祠一区”。

袁可立和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崇祀苏州府名宦祠和登州府名宦祠，既是明清两代众多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祀的一位，又是明代登莱十四任巡抚中唯一被特祀的一位，并入家乡睢州乡贤祠春秋致祭。崇祯帝在袁尚书府第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可谓盛典。

首辅孔贞运指出：“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对扶危定倾的袁可立来说是中肯而贴切的。

其府第后院“藏书楼”下为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

主要作品
著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

人物评价
孙承宗：“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

首辅孔贞运：“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

孔贞运：“悲夫！公郎中而霁外，宏摹而密理。其治狱多阴德，肺石无寃，似于定国。其不事风采，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其奏议剀切有当，帝心似陆，宣公至若决策，击贼蹙之远徙，则裴晋公淮蔡之断也！客兵尽汰，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

孔贞运：“孰使十六年来，海无传烽，亭有卧鼓，则惟公之赐。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董其昌：“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备兵防海赞理兵饷，建威消盟，纪功盟府，有文蟒朱提之赐。又以平莲妖功晋秩少司马，荣宠甚盛。”

董其昌：“呜呼！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帅、魏珰之世，得独任行意，展布四体，韩、范功名，岂顾问哉！且建功名之心，不胜其护惜节气之心。”

董其昌：“善刀而藏，见机勇退。试考当年，后公秉钺同公佐枢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松柏让贞，嵩华比重已。”

董其昌：“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泰昌帝朱常洛：“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民族英雄黄道周：“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黄道周：“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名士陈继儒：“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陈继儒：“生死无暇，荣哀兼备，盖先朝之宝臣，而亦后来学士大夫出处之榜样也。”

陈继儒：“公司理吴中，执简柱下，上书忤当路，削籍二十六载。登朝十有二年，剔历卿寺，节抚登莱。感激上恩，慷慨时事，议收辽左之残兵，汛扫邹藤之妖党，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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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 明末学者、抗清名臣、民族英雄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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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 祖籍福建莆田，其曾祖从莆田迁徙至漳州。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与刘宗周并称“二周”。  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黄道周改庶吉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年-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忠端”。  黄道周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存诗两千余首。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黄道周

字
幼玄、又字幼平、幼元、螭若、螭平

号
石斋

谥号
忠烈(明朝)、忠端(清朝)

所处时代
明末清初


出生地
福建漳州府漳浦县

主要成就
抗清死节 书法哲文

出生日期
1585年3月9日

逝世日期
1646年4月20日

代表作品
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

目录
1简介
2人物生平
3主要作品
4主要成就
5文物纪念
折叠编辑本段简介
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汉族，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世人尊称石斋先生。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 祖籍福建莆田，其曾祖从莆田迁徙至漳州。[1]​

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庶吉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年-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因抗清失败被俘。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壮烈殉国，享年62岁。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忠端”。与刘宗周并称“二周”。​

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2]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折叠早年苦学
黄道周祖籍莆田，生于福建铜山，年少家贫，自幼聪颖好学。

万历十八年（1590年），5岁的黄道周就学于铜山崇文书院。几年后就善于写文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14岁的黄道周游学广东，获得“闽海才子”的赞誉。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8岁的黄道周住在铜山海中塔屿攻读《易》。

万里三十三年（1605年），20岁时，黄道周开始与灵通山结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3岁的黄道周开始致力于讲学著作。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25岁的黄道周携母迁居漳浦县城。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黄道周28岁后在县城东郊的东皋隐居，潜心撰书。[2]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黄道周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后人辑成《黄漳浦先生全集》，存诗两千余首，被俘后“见三光”的牢室中所作三百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

根据王文径先生的统计，黄道周的著述存有《易》类十三种、《尚书》类四种、《诗经》类五种、《周礼》类一种、《礼记》类九种、《孝经》类七种、问业类五种、史学类十一种、制艺类六种、时论类四种、奏疏类二种、诗赋类十三种、书法理论类九种、尺牍类二种、类别待考类三种，共约一百四十余万字。

黄道周楷书代表作有：《定本孝经册》《张溥墓志铭》《致祖台札》《后死吟等三十首》《致郑牧仲札》《己卯初冬和戴伯闇诗翰卷》等。

黄道周行草代表作有：《舟次吴江诗册》《为倪元璐母寿作诗册》《致仲球、叔宝札》《赠无涯答诸友诗卷》《双溪口惠政碑卷》《榕颂卷》《日从云间诸友札》等。

厦门大学侯真平先生《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记载，黄道周绘画作品有《群松图》、《十八松图》、《天下七松图》、《奇松长卷》、《松石图》、《钓台八松图》、《石梁樵径松图》、《松图》、《寒松问少年幅》、《武夷图轴》、《雁荡图》轴、《为次风作设色山水卷》、《山水图》、《水墨山水轴》、《山水立轴》、《空山啼鸟图轴》、《为辟疆作山水册》、《泼墨山水图》、《芝兰竹石图》、《兴竹图轴》、《石斋斋中石图》、《雪石图》、《临（元）倪瓒小幅》、《文魁图》轴、《陆游画像》团扇、《临难作水墨长松怪石大画二幅》共二十七幅"。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成就
抗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左。黄道周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他报国心切，上任后立即陈述自己收复失地的七条办法，矢志力挽狂澜。在这民族危亡时刻，黄道周看到昏庸无能为汉奸所摆布的统治者，南明朝野一片残破局面。于是他上疏给浙江的潞王，请召刘宗周、姜曰广诸人，以收拾人心，并要求唐王朱聿键准他领兵北上抗清，以期收复疆土，实现自己的素志。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7月21日，黄道周在福州校场举行誓师，揭出抗清义旗。八闽父老纷纷送子弟前来参加义军。誓师后，黄道周率门生蔡春容、赖继谨、赵士超等和子弟兵约1000人，向信州进发。他一路招募志士，筹措粮饷。由于抗清事业深得民心，他在延平募得志士陈雄飞、应士鍈等人，至建宁募得志士高万荣、应天祥等人。漳州张天维、莆田林尧佐等人，也先后带领所招募的士兵赶来参加。沿途许多农民听到黄道周出师抗清，纷纷“荷锄从之”。他们没有武器，就拿着农具、木棍，参加队伍，这就是人们所谓“扁担兵”。在建阳，黄道周把队伍编为十二营，每营384人。队伍进行几次操练后，就北上准备与清军作战。不久，道周队伍到达信州（今江西上饶）、徽州（今安徽歙县）。这时，信州詹兆恒、金华郑守书、常山吕继望、东乡张受禄等，也都率领所招募的队伍前来汇合，一时竟成为将达万人的抗清大军，军声为之一振。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10月，黄道周把队伍分成三路抗击清军。一路出抚州（今江西抚州），一路出婺源（今江西婺源），一路出休宁（今安徽休宁）。义军首战取得胜利，打击了清军的骄横气焰；接着又大败叛军张天禄，攻占信州城。信州百姓夹道欢呼，担来酒浆慰劳义军。但由于以寡敌众，各路队伍又没有很好配合；婺源、九都、抚州等战役，都遭受失败，伤亡惨重。而婺源、抚州两路的失败，使情况迅速恶化。黄道周只得一面向唐王请求援兵，一面召集部下共商对策，他说：“与其坐而溃败，无以报朝廷，不如一战决也。”12月6日，道周便和将士及乡勇千余人，奋勇前进，誓与清军决一死战。他勉励大家不要辜负八闽父老的重托，要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誓与清军血战到底。至婺源明堂里时，义军被清军重重包围。后因寡不敌众，道周不幸战败被俘。

诗歌

黄道周生当明末乱世之际，清兵入关，国事危急，国事军情时时牵动着黄道周的心，因此诗中对时事多有反映，诗人将个人的生命与国家的危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黄道周的诗歌，除深重的忧国情怀外，刚直不阿的人格精神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庄起俦编《漳浦黄先生年谱》载黄道周小时候即“顾独喜挟册走最高峰，倚松欹石，踽踽忘返。”“虽恂焉髫稚，然修敕翘上，冠履济楚，稍不如意，即弃去，雅不乐与侪俗等夷。”可以看到其性格特点。《明史》曰：“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在诗歌中，诗人的这一特点处处流露出来，让读者想见其傲岸的风姿。

绘画

黄道周的绘画精品，如《十八松图》、《钓台八松图》、《斋斋中图》、《兰竹图》、《泼墨山水图》、《林水屋图》、《空山啼鸟图》、《武夷图》、《陆游画像》一展现出高超书法艺术和具有简炼、夸张、节奏的笔墨特点。他的每一件作品无不洋溢着凛然正气，体现出他自觉追求的创新精神，和喷发出时代精神的火花，触动人们的神经。

史学

黄道周虽然没有像王世贞、焦竑、张岱、谈迁那样致力于明朝历史的系统修撰，但是对于“史” 事背后义理的发掘却颇为引人注目。 首先，他对于“史”的关切，在一定意义上是与经义的阐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的。这一点与其主张“经史并重，以史证经”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一致的；其次，黄道周对“史”的关注，除了继承了传统良史精神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征之于实事而非玄妙空谈的基础上，将之用于诠释天人秩序。他主张“据实直书”与发掘《春秋》所蕴含的“天人相与”的价值，是与其这一思想旨趣相契合的。 此外，史学的经世功能论在黄道周思想中亦显得异常突出，深切呼应了晚明社会亟需经世实学的强烈诉求。

书法

黄道周的书法，历来认为是典型的人品与书风的统一，刚正不阿，不流凡俗；奇而不肆，古而不怪，具有强烈的个性。黄道周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言道周：“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王文治《快雨堂题跋》：“楷格遒媚，直逼钟王。”宋荦《漫堂书画跋》称道：“石斋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

沙孟海把帖学书法分成两派：有一派是守着二王遗法，只在二王范围以内求活动的，有一派想要于二王以外另开一条路径的。沙老把黄道周书法归于“于二王以铎之席的，只有黄道周。”“黄道周学问品格，皆第一流。他对于书法，在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径出来。黄道周便大胆地去远师钟繇，再参入索靖的草法。波磔多，停蓄少；方笔多，圆笔少。所以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前此书家，怕没有这个奇景罢。”

楷书

楷书用笔苍古奇肆，融遒媚和质朴为一体，结体欹侧复得平正，冷峻之中颇带稚拙之美，与明朝祝、文一脉小楷迥异，王文治云其：“楷格遒媚，直逼钟王。”宋荦跋：“直抉钟太傅之秘。”沙孟海评道：“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

儒学

黄道周在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方面都有相关专著或论述。黄道周的易学象数、义理交融，体现了汉宋的融合，同时他重视天人感应思想，甚至谶纬学说对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他继承发展了汉代今文经学的思想，而这些在宋明理学主流理性思潮下都是相当非主流的边缘思想。黄道周的学术思想的特点一方面是融合汉宋，另一方面是返归周孔，有着很强的返古性，在给学生的训示中他说 “凡学问自羲、文、周、孔而外，皆无复意味”，又说 “学者一切以周孔为师，参稽于 《学》《庸》，沉浸于 《语》《孟》，得其间十行百行，做得善人，从此致精，到一字一语受用不尽处，自是敌国之宝”。从这些来看，诚如陈来先生所说，黄道周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他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但在情感和理性上都比较尊重朱子，所以可以说他有着一定的朱子学倾向。

折叠编辑本段文物纪念
纪念馆

黄道周纪念馆黄道周纪念馆面对旗鼓山，占地1.7亩，是典型的明代闽南古民居建筑。馆内以丰富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展示黄道周一生的贡献和生平事迹。馆中存有他制作的天地盘，由两层石板重叠构成，正方形，盘面刻有16384个方格和八个直径不等的同心圆，相互交错，谓之“天圆地方，方圆相削，凡十八变而返于原”。天地盘石案是他释天论地、研究和讲授易学数理的仪器，是罕见的科技史信物。黄道周纪念馆和位于县城北郊的黄道周墓均为省级重点文物。

黄道周馆建于明代崇文书院原址之上（崇文书院，始建于明正德元年，为东山历史上三大书院之一，黄道周童年曾就读于此，清康熙初年实行“迁界”政策，书院遂废），与宝智寺、关帝庙相毗邻。该馆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千平方米，属泥石结构仿古建筑，红墙绿瓦。

配庙

黄道周就义后，邑人在其出生地铜山深井村旧居设神牌祭祀，在其执教的明诚堂设馆纪念。相传在他就义后十年，有人在武夷山林里，看见一个黄衫朱履的老者策杖优游于林泉间，酷似黄圣人。于是为之建庙崇祀，享受人阅香火。人们视黄道周为神，尊称“助顺将军”，以避清廷忌视。

乾隆年间，有黄姓移民奉其香火人台，在艋舳竹巷尾建小庙供奉。台湾庙宇如位于西门町的台北晋德宫和淡水的晋德宫等皆祀奉黄道周，多为国姓爷郑成功配祀神。

参考资料
1．抗清爱国志士:闽南英雄黄道周  . [2023-12-16]
2．过目难忘黄道周  . [202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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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三驾马车之袁可立（一）司法生涯
二的十次方
二的十次方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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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文章把天启皇帝定义为文盲木匠，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天启的能力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有说天启就是一个混蛋，也有说大智若愚的，对此不好说，但是有两点我的印象极深，第一，万历年间为了平灭努尔哈赤而征收的辽饷，天启觉得对百姓盘剥过甚予以废除，哪怕在财政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加征田税，他对百姓存着基本的悲悯之心。第二是天启对于三驾马车在大明各带君主中还算成功，即在内用魏忠贤，在外重用孙承宗和袁可立，就是这样的人事组合，才保证了万年末年以来已经几近崩溃的军事形式，逐渐趋于稳定。

其中魏忠贤，只要是个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孙承宗的名气就弱了很多，但是拜当年明月老师所赐，孙老师的大名也渐渐的被大家所熟悉，唯有袁可立，几乎名不见经传。

我是通过读毛文龙传记才知道原来明末还有这么一个大boss，但是查遍了《明史》竟然没有他的传，仅仅在某些个别传记中偶有提及他的零星事迹，这越发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都是拜十全老人的文字狱所赐，袁可立跟宋朝的名族英雄岳武穆一个待遇，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 和宋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清廷封杀令。同时十全老人下令，所有涉及到袁可立的文章甚至是墓志铭，例如《节寰袁公行状》（明董其昌撰）、《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明孔贞运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明王铎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明王铎撰）、《节寰袁公传》（明黄道周撰）、《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明陈继儒撰）、《袁节寰大司马像赞》（明倪元璐撰）、《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明 梁云构），统统被删掉焚毁，满清以来家谱、传记、墓志铭都不敢提及袁可立。一个民族英雄事迹就这样湮灭，逐渐被世人所淡忘。

袁可立的家庭不是明朝传统的书香门第，而是将门。袁可立的始迁祖叫袁荣，是元末陕西行枢密院知院，后来投靠了朱元璋，在明洪武二年（1369）跟随朱元璋攻打睢阳立下了世袭百户的战功，于是袁氏定居于睢州(今睢县），袁氏子孙也都世袭睢阳卫百户。

明朝自中期之后，军户制度开始崩坏，袁家也开始了转型，传到袁可立的时候，终于逆天改命，在万历十七年也就是1589年，考取了进士，从将门转到了书香门第，成了文官集团中的一员。注意这里，跨界成功之后，取得的成就通常会让人侧目。

大明第一推官

万历十九年（1591年）八月，袁可立进士及第之后第一份工作进入司法口，以苏州推官（正七品）出仕，掌理刑名、赞计典。就是在推官这个佐贰官的官位上，袁可立做出了成绩，做到了大明三百年第一推官。

谁也没想到，袁可立一上任就摊上了一个大案。

袁可立的直属领导苏州知府石昆玉由于“按治豪横，剖析狱讼，舆论翕服”得罪了当朝首辅申时行，于是指使手下应天巡抚李涞以石昆玉挪用了吴县库银的公款用完了才还回去的理由将石昆玉下狱。该案直达天庭受到万历皇帝的高度关注，李涞准备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召集应天府下四郡的司法官员公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冤案，但是没人敢出这个头，于是刚刚参加工作的袁可立被推出来担任审案的秉笔，谁也没想到，刚刚出仕的袁可立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是挺身而出，掷地有声的来一句“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开宗明义翻译成白话“你们不敢那我袁可立来，我不可能因为某些大老虎就冤枉素有威望的好人石昆玉的。”这里的上台指的是朝廷你的首辅申时行和会审的最大的官——应天巡抚李涞。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袁可立竟然拿出他收集的证据逐条朗声当堂宣读，援引法条，有理有据，铁证如山，当堂揭露李涞诬陷的事实，羞的李涞搬来屏风挡在身前，看着李涞羞愧难当的丑态，袁可立声音更加洪亮，这场审判成了袁可立一个人的表演。石昆玉的冤情当堂昭雪。

李涞还是个要脸的，在铁证面前赶紧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请求辞职，幕后的黑手申时行也写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奏折并请求辞职，万历批准了李涞而挽留了申时行。

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初入仕途的袁可立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不畏权势刚正不阿，一战成名，一举奠定了大明第一推官的威名。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推官。

小推官指顾间平变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在苏州府推官任上工作三年多的袁可立再次被卷入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

这个案子案情非常清晰明了，但是由于涉案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处理不好就是粉身碎骨。

这个案件中的董叫董嗣成，他有一个叫董份的爷爷，董份是嘉靖年间的进士，还有一个身份是严党（严嵩一党），以礼部尚书退休，董家巧取豪夺之后，成了湖州的富豪，“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其中的范是嘉靖四十四年的状元范应期，退休后在家乡做了一个劣绅，坏事没少干，在当地民怨极大。

人一旦有钱了就想要脸，董嗣成觉得董家的名声太臭，就想做点慈善给脸上贴金，对外宣称准备以低价把自家的田地卖给普通老百姓，未曾想言行一出，百姓蜂拥而至，人山人海，董嗣成一看，自己只想作秀，不是想做败家子，于是就派家奴阻拦，于是就发生了推搡，推搡着就推出火气发生了肢体接触，火气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升级到打砸事件，老百姓抢完了很解恨，把名声很臭的范家也给打砸抢了，当然过程中跟范家的家奴也发生了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老百姓就被打伤，明末吴中百姓的战斗力不是盖的（可参考五人碑墓），听说监察御史彭应参在湖州出巡，于是串联上访，平时跟两家有纠纷的老百姓也不断的加入，他们写好状纸拦住彭应参就告状，“怨家千人”“遮道陈牒”。

彭应参一看这群情激奋的，一定是冤情啊，但是毕竟董范两家也是巨宦，不能草率，于是禀报上级浙江巡抚王汝训，王汝训和彭应参一起到湖州现场办案，看着堆成小山的状纸，觉得这个案情已经很清晰了，就是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朗朗乾坤天理何容，立刻命令乌程知县张应望把被告的董嗣成和范应期父子先抓了再说。没想到范家父子也是刚烈，老子范应期直接上吊，儿子范汝讷服毒自尽。

事情到这里还好，可是没想到范应期老婆吴氏直接奔北京告御状，这还了得，地方官员勾结刁民逼死退休状元，范家的亲朋故旧也一起上书开喷，这事第一时间就捅到万历皇帝那里，看着同样堆成小山的弹劾奏章，也是大怒，直接下令把乌程知县张应望流放到烟瘴之地，浙江巡抚王汝训，巡按御史彭应参等罢官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

现在对于浙江官场可就难办了，一面是得理不饶人的董范两家，他们要求严惩闹事的刁民。一面是群情激奋的百姓，他们要求官府为他们支持公道。偏向老百姓，王汝训等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偏向董范两家，一定会激化矛盾，一场民乱就在眼前，在明朝激起民乱也是罢官夺爵的重罪，而且搞不好会被变民给吃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请出了在老百姓和官场都很有公信力的苏州七品推官袁可立。

袁可立没有推辞，一到湖州就展开调查取证，原来董家的那些田产大部分都是抵债、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的，都是些不义之财。这也是董家民愤大的原因，袁可立心里有数了。

于是袁可立就去找董范两家谈判，开口就说：“虽然目前你们两家是占着上风的，但是如果激起民变你们两家恐怕得被乱民给屠了，你们就不怕吗？哪怕你们侥幸不死，激起民变的重罪你们是怎么也摘不干净的。”连哄带吓唬，董范两家无奈只能做出让步，怎么也得杀两个首恶。

袁可立来到老百姓这边，提出，刑事责任只杀两个带头的，其他的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经济纠纷本官现在就开审，本官会为你们做主的，你们放心。群情激奋的老百姓立刻就安静了。

砍了连个带头闹事的脑袋之后，对于董范两家跟老百姓的田产纠纷，袁可立本着合法合情合理进行审判，田产或退还或平价赎回，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火气是彻底平息了。

指顾之间一场民乱被平定，袁可立这次是彻底出名了，不但是个刚正不阿的清官，更是个能处理复杂情况的能臣。

推官巡海扬名域外

在当时很多地方武将打着倭寇的名义杀良冒功，经常会把普通百姓冤枉成倭寇，袁可立任苏州府推官期间，处理的案件涉及到倭寇同党竟然多达一千多人，甚至牵连很多无辜老幼。袁可立顶着压力，对这些案子仔细审查，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深受百姓的爱戴。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 ，南大司马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

这个案子就落到袁可立手里，袁可立顶住压力，要求调取案件审理卷宗，发现之前没有取得战俘的任何口供，继续调查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其中两个人已经在之前的审理过程中被打死了，剩下的十八个人都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袁可立据理力争要求验看物证，竟惊讶地发现其中三把“倭刀”很是眼熟，原来袁可立之前奉命巡海的时候，一个千总曾经用三把倭刀送给袁可立，袁可立看着价值不菲就没收，由于太过贵重，袁可立印象很深，于是就把这个千总找来审问，那个千总咬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袁可立以此案疑问太多，于是就暂时搁置了。

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国进贡的使者来到南京，袁可立发现他们说话跟那几个倭寇偶尔说的话很像，于是就请使者去辨认这几个倭寇，使者一眼就认出了这些所谓的倭寇是琉球国人，而且是琉球国运输粮食的，后来遇到风暴不知所踪。

这下案情一下真相大白，于是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附录：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不纳，然心识其为琉球物也。不数月，海上报擒活夷二十口，夷器若干。巡抚檄公查验，而二夷已毙杖下，其十八人皆鴃舌不可辩，夷器中三刀即公所掷还者也。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

重审雷鸣案乔一琦报国从军

万历二十一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刚好赶上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万历三大征的朝鲜战争爆发，浙江、江苏一带实行“海禁”，很多有钱人家都被扣上通海的罪名，实际上是图谋这些人的家产。

福建有三个中二少年分别叫秦灯、王士骕、乔一琦，家里都是富豪，赶时髦学着别人招募乡兵防备倭寇，每天鲜衣怒马，招摇过市，其实就是过家家，哄孩子的把戏。没想到被人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证据是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

其实如果遇到一个稍微明白点的人跟本就不可能相信，三个世家子弟，他们有什么动力谋反啊，而且稍微审一审就知道，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

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都没有核查，就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是个书呆子，没有处理过实务，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办成了铁案，上报中央。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这个案子被送到御前，万历皇帝大惊：“这还了得，圣主在朝，怎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给我查，给我仔细查。”于是中央司法最高机关，三司（大理寺、督察院、刑部）联合发文“抚按会勘”，即巡按御史和巡抚联合办案，兵部尚书石星是个明白人，觉得这件事太扯淡了，于是再次派人查实，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这件事就是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喝多了进行的诬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结论没有被采纳，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

袁可立实在看不下去了，不顾巡抚阻扰，赌上自己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这个案子的实情不难查，一查就水落石出，结案的时候，秦、王先后死于狱中，只有乔一琦从死牢被解救提出时，当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

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军报囯，“思奇功雪前耻”，后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真御史袁可立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转年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升山西道监察御史。

后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宦官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袁可立听说之后，怒发冲冠立即予以抓捕，判了个重捶抵罪，并将该人的罪行写成布告，张榜于五都衢。当晚就有人重金找到袁可立，希望可以网开一面，而且这位是皇上的弄臣，袁可立勃然大怒：“杀人者死，那是王法，怎么可能为一个宦官就修改，更何况我只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知道什么皇帝的弄臣。”于是将说客乱棍打出，后来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当堂回怼，“不合法度。”坚持执法，将该弄臣正法锤死，袁可立刚正不阿，让京师侧目，百姓称快，都称呼袁可立为“真御史”。

从那以后，不论是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只要犯法，袁可立一并弹劾论处，后来万历的儿子泰昌皇帝公开表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下雨打雷把景德门给劈了。有感于万历朝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于是上书把万历给骂了。主要意思是万历倒行逆施，老天都看不下去了，这次把景德门给劈了，你要引以为戒啊，不然，下次劈哪就不知道。

久经骂阵的万历也被袁可立给气到了。年都没过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当时袁可立跟朋友在下棋，听说之后，从容收拾棋盘，带着仅有的财产几筐书籍回老家了，史称“震门之冤”。

由于对万历失望至极，二十六年间，朝廷三次到袁家请袁可立出山，袁可立都拒绝了，态度极其坚决，只要万历还当皇帝，我就不侍候了。

罢官期间，袁可立弄了个诗社玩，还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等造福乡梓。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看到睢阳的城墙年久失修，于是极力请求修缮了睢阳的城防，二十年后，明末农民军横行两淮，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变卖家产，招募乡勇，凭借着睢阳的坚城和众志成城，保下睢城一郡生灵。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分派给睢阳徭役民夫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袁可立罢官之后，从来不去官府，这次为了家乡百姓，亲自到卫辉府为家乡百姓求情，以此睢阳百姓的徭役得到减免。

平反复出，帝师储相

泰昌元年（1620年），万历终于归西了，万历的儿子泰昌皇帝立刻为袁可立平反，袁可立欣然复出，八月十七日任命袁可立为尚宝司司丞。泰昌很欣赏袁可立，当年七月，把袁可立升到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并在再次下旨表彰袁可立 “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在天启二年，袁可立和孙承宗被当做储相培养，担任了殿试考官外，因为我主考科举考试，可以公开收门生，培养日后执政的班底，这是历届储相的第一步，袁可立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年，还和孙承宗一起，以左通政代通政使身份成为天启皇帝侍班帝师。如果不出意外，袁可立接下来就是入阁拜相，成就一段君臣佳话。

但是萨尔浒之败仿佛一块多米诺骨牌，大明的边防雪崩式崩塌，在关键时期，袁可立和孙承宗两位帝师以花甲之年，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分别从辽南和辽西，稳定住战局，还打出了大明对后金的军事反击的小高潮。下文将重点写袁可立的军旅生涯。

未完待续。

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的四朝元老受到大明“五世恩荣”之赏。

发布于 2021-06-24 22:54如何评价袁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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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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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懂明代军事史，但杂而不精。懒人、手机党，嘴毒，脾气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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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dar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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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天启二年至天启四年任登莱巡抚，是明末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主要成就是被清朝忌恨故明史无传。这可谓明朝众将臣少有的无上荣誉！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短短2年其实主要是做了1件大事:策反镇守辽南盖金复三州的清军将领刘兴祚即努尔哈赤侄女婿刘爱塔暗通明朝，并策动后金辽南金盖复三州叛乱，之后借机派兵收复并在金州和旅顺修城固守。金海盖3州地见下图我画红圈的区域。刘爱塔原本为开原人，家境殷实且自幼读书，万历三十年投奔建州:

兴祚，开原人，初未入学，冒用衣巾，开原道将挞之，兴祚遂来降。太祖克辽东，以兴祚为副将，令管盖、复、金三州。《东华录》

他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叛明前就投了建州，八旗创立时分属为大贝勒代善正红旗下，并与努尔哈赤族人联姻。因此刘爱塔在后金攻占全辽后，被任命为辽南地区金州游击，后因功升至副将，成为盖金复三州的最高镇守将领，深受努尔哈赤信任，并曾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袍给刘爱塔以示荣宠，地位仅次于汉将里的佟养性和李永芳，三州之地汉人均为他管辖。但是刘爱塔在其职上，心态转变，从满文老档的一些记载看，刘爱塔此时统领辽南汉人已经对后金越演越烈的民族欺压政策有所不满并抵制，从而还遭到了努尔哈赤的警告，同时数次为了保护汉人利益而与满洲贵族发生冲突。于是天启三年，刘爱塔偷偷与明朝联系，准备叛归明朝。当沈有容带着刘爱塔密信给到袁可立时，袁可立判断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同意刘爱塔归降，还派兵接应与刘爱塔暗中策划了复州叛乱，可惜最终事泄，叛乱未成功被大贝勒带2万兵力将复州叛乱镇压，并将复州屠城。

《熹宗实录》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迄，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奴四月间从金州近海尽赶人民退处复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觉察，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而去，杀其弟刘兴仁暨王丙，阖城屠戮，所未尽者悉赶而东，且并永宁、盖州，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

实录里袁可立只说他派兵去了辽南接应，未描述详细。但是对照满文老档：

据复州之人来此首告称：复州城比原计七千男丁多出一万一千男丁。由彼方前来之奸细业已受书，其地方之人皆欲叛去等情。首告之言无信，故遣大贝勒往察。经查，男丁果然比原数多一万一千。且将所有之粮，皆做成炒面。叛情属实，故将复州人杀之。各地之人，傥似复州隐匿额外人口，亦照此例。尔千总当详察所辖之人，其人名皆录於册内。

复州叛乱前偷偷潜入复州的男丁即有1万1千名，这中间大部分人恐怕是袁可立布置的潜入人员。可惜因为事泄败露，叛乱不成功反被满洲屠戮。

闻复州人叛，命大贝勒，斋桑古台吉、阿济格阿哥、多铎台吉、硕托台吉，率每牛录甲兵十五名前往。并颁书曰：“闻复州人叛，是以兴兵。尔等若举出叛人，则不伤尔众生命。否则皆杀之。着按此言加以甄别，令未告发户之族人老幼在一处，已告发户之族人老幼在一处。如此甄别分居四处之後，由诸贝勒监视之。”大贝勒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路之民，大事杀戮。

最后刘爱塔虽然因证据不足未被努尔哈赤拿下，却也被降为闲职，但刘爱塔一直在偷偷将后金的情报通过一些渠道传递给了明朝。最终刘爱塔在崇祯元年才通过装死逃回明朝。

复州叛乱被镇压后，后金鉴于金盖复3州均为汉人，难以统治，且当时袁可立指挥的登莱军与毛文龙手下张盘等人在辽南不断袭扰，后金决定将3州人全部迁移走，放弃了辽南三州，只在三州留了少量士兵监守。

于是在天启三年七月，张盘在袁可立布置下偷偷登陆，在金州袭击了留守的满洲兵，之后又在十月偷袭了复州。此后东江军在辽南旅顺获得据点坚守，一直到袁可立去职后因新任巡抚武之望与毛文龙不合，缺少登莱支撑的张盘东江军又在后金打击下失败。

袁可力在登莱巡抚任上做的这件事，如果以后金视角，袁可立相当于一个中情局长对后金政权搞颜色革命，因此遭后金嫉恨再所难免。

此后袁可立因袁崇焕吊孝老奴而抨击阉党误国被阉党所恨，被排挤出了朝堂，自此消失在政治舞台。因明史无传，流传下来的袁可立传记很少，列如下图为明末书画大家董其昌在其书中暗藏了一段传记，写明袁可立遭阉党嫉恨去职的原因。




发布于 2023-08-17 13:33・IP 属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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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宁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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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公是不世出的天才，是一个真正的好官，好人，更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袁公初为地方推官，刚正不啊，为老百姓平冤昭雪，不避权贵。他有着断案如神的能力，在各地都曾为老百姓平反冤案，比如湖州，苏州。这两个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错综复杂，但都被他摆平了。琉球人也被他救过，因此为他建庙奉祀，以感袁公之大恩大德。后来袁公巡视京西，又处理了些歹人，有“袁青天”之美名。

当然袁公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当属主政登莱的那几年。

在袁公的领导下，明军组建了一支水师部队，强化登莱守备，安置辽东难民，明军不再一败涂地，同时指挥着沈有容、毛文龙等主动出击后金军，并招降了努尔哈赤的亲戚刘爱塔。复旅顺，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城。大大压缩了后金军的活动范围。

袁公在60来岁时临危受命，上任数年，收失地（辽南）、策反敌将、退敌千里，所辖之地安居乐业。毛文龙能够起家也是由于袁公的大力支持才有一番作为。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我想用这段话评价袁公的一生也比较合适了，不畏权贵，为民伸冤，平反冤案，爱护百姓，为国尽忠。这都是袁公一生的闪光点。

袁公是真正的英雄，伟人，有句话也可以形容他的一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编辑于 2021-06-19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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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星扫地生

#法律禁止或可能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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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读史料就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明末神人，四朝元老, 五世恩荣, 收复旅顺，诱降刘爱塔，节制毛文龙，建奴蜷伏一隅，三年不敢动

可惜最后被政敌诋毁排挤，被架空到南京任户部尚书，从此灰心，崇祯要复起他坚决不受。

清时尽毁其传记和著作。多亏有孙承宗，董其昌，孔贞运，黄道周等人保留下的记述才让人知其事绩

编辑于 2021-09-27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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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谱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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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剑狂生

此号停用，B站同名。还可以私信。爱国爱党人士一枚，欢迎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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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纸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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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的时候，把东江镇建成了，还主动出击，把辽南很多地方都收复了。

他走了以后，辽南很快就只剩旅顺和沿海岛屿了。

他去世时，东江爆发第三次兵变，从此名存实亡。

他是个能臣，很有本事，可惜，不能被明朝用好。

发布于 2021-06-19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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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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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dar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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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清人修的明史中，对“刘爱塔”讳莫如深；而策反刘爱塔的，正是袁可立。另外，袁可立的书遭到了清帝文字狱的全方位封杀，其个人能耐可见一斑。

1624年算是孙承宗、袁可立2人主导的一个抗金高潮，可惜后人已经很难了解那一年的史实，沿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袁可立算是一个能人；至于满州人，成功的“日本鬼子”而已，篡改汉族历史的行为，与日本人当年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如出一辙。

学历史学深入了，人会得抑郁:好家伙！学了这么多年历史，原来很多是假的！都怪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

发布于 2021-06-18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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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柳

有关历史的一点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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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是明未清初第一战略家、明末抗金第一名将、杰出的爱国将领。

以下文字非本人原创：

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击后金名臣，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清廷封杀令。相距五百年，两位抗金名臣在此不期而遇。袁可立抚登三载，坐临登莱，开创东江，厉兵秣马，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毕自严、总兵毛文龙、沈有容等戮力策应。“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飞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至千余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袁可立设计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膏腴之地失而复得。天启四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之机，以万余骑绕袭旅顺，以报袁可立火攻夜战的惨败之仇。袁可立据谍待敌而动，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险关设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沿海各岛间奇袭策应，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后金大败，落荒而逃。起用袁可立是天启帝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棋，下活了整个辽东，由原来的节节败退丧地失城转为以攻代守收复辽南。

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能勉强守住阵地就称“大捷”。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直接把战线推进到后金既占辽南四卫北端腹地，而刘爱塔被策反更让金人蒙羞，一反后金间明玩谋的既往战史。甚至毛文龙部直逼其老巢，都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可以说，袁可立是满清碰到的真正对手和死敌。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朱由校



发布于 2023-08-18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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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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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道地方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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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者。眼力技能持有者。可惜政治斗争被反手一刀。

发布于 2021-09-21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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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新杰作

文学、历史爱好者。正在练习打字开写长篇小说《倩女情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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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他是有能力的清官；论军事，他在辽事上起到做好后方的协调统筹能力，能起到正面的帮助作用而不是反面作用。就因为是已做够本了的拥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大员，这才被满清所忌地进行全方位的抹杀！

发布于 2023-02-25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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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已及整个满清的梦魇:袁可立。袁可立是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

袁可立在二十四史中，历经九十年修订的《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

但是这部三百二十卷，涵盖了明朝所有重大人物事件的史书却刻意地忽略了明末的一个重要人物——袁可立。

抗金英雄袁可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太仓著名的藏书家陆时化被官府逮捕下狱，缘由就是其编撰的《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载有董其昌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

这篇文章因为涉及明末清初的战争，遭到彻查，家人使了大把银子才摆脱牢狱之灾，至于《节寰袁公行状》则惨遭焚毁。

也是在陆时化下狱的同一年，乾隆下令将所有涉及到袁可立的文章甚至是墓志铭全部删掉焚毁，包括《节寰袁公行状》、《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节寰袁公传》、《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袁节寰大司马像赞》等等，所有家谱、传记、墓志铭都不能提及袁可立。

满清搞出所谓的“正史”《明史》吹捧的大都是无能之辈，真正对他们构成严重威胁的人物，基本都是拼命贬低、彻底封杀的。

初入仕途的袁可立因为他为人正直，从不徇私枉法，所以与当时腐败不堪的官场，显得格格不入。

他也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一直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办理案件从来不避权贵，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陷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辽河以东彻底被后金占据；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辽东巡抚王化贞出师不利再遭惨败，广宁失守，至此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全部落在努尔哈赤手中，朝野震惊。随后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天启帝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天启三年（1623年）夏，袁可立下令登莱水师出海，开启了收复辽东之路，这次收复辽南之战，战果显著，先后收复了金州、复州、盖州三卫，还收复辽南疆土千余里，后金四卫已空其三，努尔哈赤被迫放弃沿海四百余里地。对努尔哈赤的另一个打击就是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刘兴祚），刘爱塔是弃金投明级别最高的将领，对努尔哈赤和后金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努尔哈赤打算利用海水冻结的机会，带领大军突袭旅顺，想要报去年被袁可立进攻的惨败之仇，但袁可立却待敌而动没，利用水师进行新的布局，利用水师在各个海岛之间奇袭策应，随后令明军在旅顺城外设伏，后金战败而逃。

可以说袁可立的这三年，令努尔哈赤三年间首尾难顾，不仅未能更进一步，反而后院起火，每天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惦记着入关。

万历以来节节败退的大明，似乎有了活过来的气象。

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九，任袁可立为兵部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当时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袁可立因此事忤逆了极受宠信的宦官魏忠贤。

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阉党已经无法容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最终决定将袁可立排挤出朝。

袁可立被迫致仕归乡。

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皆成阉党掌中之物，大明开始了灭亡倒计时。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崇祯六年，登莱兵变结束，袁可立呕心沥血开创的登莱防线海线彻底崩溃。

冬十月十一日，心力交瘁的袁可立薨逝于睢州。

他七次打败努尔哈赤，成为了明朝最后的英雄。

但他的名字，却被满清从历史上抹去。

这是一个英雄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悲哀。

发布于 2024-02-04 10:08

admin

毛文龙为什么要陷害曾经的恩人袁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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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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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背刺袁可立的史料，大概是出自《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作者孔贞运，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原文内容是：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来看看这个史料。

第一，野史，私人笔记，先打个问号，可信度低。

第二，没有来源。假设毛文龙教唆言官们干袁可立，必然是私底下偷偷搞的，孔贞运怎么知道？难道他就是毛文龙和言官的联络人？明显不可能，这个说法基本是道听途说或者主观臆测，可信度低，道听途说都不知道经过几次传递了，这种东西，别说证据，参考都不能参考。

第三，史料讲究互相印证，该史料有其他不同来源的印证否？没有，那就是孤证，可信度低。如有，可以拿出。

第四，弹劾袁可立的人一大堆，有东林党，有阉党，如果真的为毛文龙唆使，那毛文龙有这么大能量，同时可以调动东林党和阉党的人为做马前卒？毛文龙有这么牛，会被袁崇焕这么欺负？怕是反过来，把袁崇焕干得死去活来了吧？显然，毛文龙没这能量。

第五，毛文龙有这么做的动机？如果毛文龙真的要干掉袁可立，那么必然是做出一个对自己更加有利的事，即新上来的登莱巡抚，想必是毛文龙早就准备好的，对他全方位支持，绝对不会有矛盾之人了吧？实际正好相反，袁可立才是更加支持毛文龙那位，新来的武之望，对毛文龙更加不利。所以毛文龙会傻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没这么愚蠢。

因此，该史料同时违背五个原则：野史、无来源、孤证、与已知的毛文龙能力矛盾、与毛文龙动机矛盾。以上违背一个就可信度低了，同时违背这么多，甚至还有第六，第七……懒得去统计，居然还有人拿着这个史料当真？

那是真的从来不辨析史料，看到啥就信啥？

史料解读，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分析，而不是拿来就用，这可不是数学公式，可以证明的，史料假的别太多

发布于 2021-11-18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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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一切的理想乡
远离一切的理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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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好比问“袁崇焕为什么放着大明高官不当却去投靠后金当奴才？”

发布于 2021-11-18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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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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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饿急眼了。

天启三年，毛文龙和袁可立的辽南反攻成效卓著。但是他俩都没料到，大批辽东汉人乘机逃脱后金控制，投奔东江，数量大概在50~100万之间。毛文龙每年到手的军粮才14万石，只够3万人温饱。

明廷对这个事没预案，安置费就算讨论完能发下来，怕是一年到不了手。并且此时明廷不允许辽民登岸，名义上是防间谍，实际可能怕激起民变。

眼看着几十万人要饿死，毛大帅脑袋一拍，我报杀敌几万，请赏搞些粮食呗。袁可立想帮他遮掩，他还不乐意：遮掩了有什么用，我上哪搞粮食?我就是杀敌几万，快打钱！

袁可立心里有数，这烂摊子毛文龙不接的话，谁接谁死。所以宁可自己辞职，也要帮毛文龙挺过这一关。

这事年底解决了，天启皇帝允许东江搞海贸养难民。毛文龙等不起海贸收益救命，直接找海商打欠条，搞了两百万石粮食。但可惜这时候袁可立已经担责辞官了。

天启、魏忠贤、袁可立的三观还是比较正常，还在想解决问题。到了崇祯、东林党、袁崇焕的时候，进化到另一个层次：如果饿死东江，我们不就能把这笔海贸收益揣兜里了?

编辑于 2023-10-10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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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伊斯兰信仰研究
明朝伊斯兰信仰研究
这个问题得从毛文龙依附的阵营来讲起了。毛文龙是阉党，他依靠的阵营是阉党，因此袁可立的器重对他来说可有可无。相反，在天启年间，袁可立与东林党人交好，成为阉党的眼中钉。因此，毛文龙联合阉党陷害袁可立，几乎有历史的必然性。

发布于 2024-02-21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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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巴图鲁毛满独龙
清巴图鲁毛满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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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知道。

不过，辽南七战七捷的功臣，并非袁可立，而是王绍勋。

袁可立事迹与王绍勋事迹混合在一起，封杀王绍勋，也带上了袁可立，加上朝鲜从中说袁可立坏话，袁可立在《明史》无传。但是，袁可立照样出现在满清地方志上，而王绍勋是彻彻底底的封杀。

王绍勋在《明史》也无传，在满清地方志也无传。没王绍勋，谈什么辽南七战七捷？

因为，满清祭祀袁可立，而不是王绍勋。为袁可立鸣冤的人，还是一群满人起头。

恽毓鼎虽为满清遗老，但为偶像袁可立抱不平，对清朝“文字狱”毁劫和篡改历史的后果进行无情揭露，他对前朝皇帝封杀民族英雄袁可立和岳飞痛心疾首感叹道：“董思白《岳庙碑》、《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雍、乾间文字之祸，可见一斑。”

清帝退位，赵秉钧将“懿旨已宣布辞位”的消息，告知了来访的恽毓鼎，但在得知确凿满清灭亡消息的那一刻，恽毓鼎还是“悲愤交并”，痛哭“国竟亡矣”。

恽毓鼎很狡猾，故意不提一句王绍勋，只提袁可立。

当代满族学者徐建顺教授沉痛指出：“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致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举个例说，袁崇焕守宁远，对明史意义重大，但袁崇焕的传记有多处关键点笼罩疑团，而说起来应该比他更重要的另一个人物袁可立却在史书中踪迹皆无，而那段历史到现在也拼凑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满清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这样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就如此被埋没，实为历史憾事。



就算到现在，谁知道王绍勋？谁认识王绍勋？

王绍勋是满人最恨的人，而不是袁可立。



《苏州府志·名宦祠》，袁可立的大名，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人，并立于苏州名宦祠祭祀。



袁可立有功，刚正不阿，满清一朝，数百年间，位立苏州、登州和睢州三地名宦、乡贤祠而不朽。明清两朝，皆将袁可立捧入祠祭祀。



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登莱巡抚。(《增修登州府志·祀典》)



“（天启）二年任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祀名宦祠。”（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二十五）



因为，袁可立与王绍勋事迹混在一起，封杀王绍勋，袁可立也受到影响，加上朝鲜从中说袁可立坏话，袁可立才没在《明史》有传，但袁可立传，照样流传在满清地方志，照样被满清官方祭祀，而王绍勋，是彻彻底底的被满清封杀抹杀。

现在，满人与毛文龙粉是借助袁可立，去封杀王绍勋，手段很厉害。

王绍勋从萨尔浒之战，打到镇江大捷，又从镇江之战，打到辽南之战，最后，被毛文龙污蔑，才退出历史舞台，毛文龙种种罪恶，也导致日后，崇祯、内阁受机密给袁崇焕，斩杀了他。



对于王绍勋，就算到现在，也是不为人所知，也没人为其鸣不平，网上一有他的话，全是一片抹黑。



现在，是汉人的话，就要找出王绍勋抗清事迹，还原他在抗清的功绩，不要埋没了这位明朝将领。

编辑于 2024-03-14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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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矮锅
窝矮锅
中国真男拳 女拳永恒盟友。
谢邀@伯努利宗风水先生
现在是时候论证圆嘟嘟和袁可立的父子了

圆嘟嘟，这叫为父报仇

发布于 2023-10-11 21:47

admin

崇祯为什么不用袁可立？
明末猛人那么多，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之类的早就耳熟能详了，而很多时候忽略了袁可立。

按照记载，袁可立是1633年，也就是崇祯六年左右去世的。崇祯继位后再度启用袁崇焕，后来也让孙承宗二进宫，为什么却没有召回袁可立？尤其是毛文龙被袁崇焕矫诏斩杀，东江镇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此时更是应该即使启用袁可立重回东江，这样也不会发生登莱兵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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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卧风
云卧风
劳动最能教育人
谢邀@鼓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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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可立是孤臣，既非东林，又非阉党，加上河南的乡党，基本是上也都有阵营，他势孤力单。

二：东林党陕西籍的几个言官，将他整的一塌糊涂，以致从登莱巡抚任上调离，入京当了闲差。而本就有嫌怨的阉党，自然也落井下石。

三：他自从中了进士，只当了6年地方官，便被致仕，在家闲了二十多年。在朝中和官场，没有足够的积累，缺乏根基。

四：他是毛文龙的天，也是毛文龙的节制者和保护者。但毛文龙后来很膨胀，一心想摆脱来自朝中文官的过度节制，也从下面搞他。

当然，这是毛文龙作死，他这样一镇孤悬海外、一多半自主独立的军队，若是没有能让皇帝与朝堂当权者，皆都放心的人节制，最终必然是全部灭亡或移镇诛首，这两条路。

毛文龙虽然是一个时势所缔造的英雄，但他的出身低，见识少，也不懂朝堂那种级别的政治。光想着袁可立是他头上的枷锁，却不知袁可立也是他在朝中唯一的保护伞。

四：袁可立年纪太大，性子又不恋栈，自己心灰意冷，无意仕途了。

五：等崇祯即位，再到真的掌握决断之权，这中间是有个过程的，并不是说一登基就能说一不二。祟祯最初就是自己扛着干粮进的宫，连皇宫的饭都不敢吃，一个人都不敢信，他爹死的就不甚明白，他哥也不好说。

等崇祯搞定，袁可立已经年近七十，距离去世，没几年了。不仅给了他许多朝庭恩荣，还重用了他儿子袁枢。

当然，袁枢非进士正途出身，官场有官场的规则，需要按步就班熬资历，他又太年轻，不可能一下子当朝中大员，但是相对袁枢的情况来说，祟祯已经是非常重用了。

发布于 2023-08-10 13:33・IP 属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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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雪星汐
梦雪星汐
孙承宗被启用，首先是他大学士的身份；其次他曾督师辽东。 当时，王化贞广宁战败，熊廷弼退入关内，辽西事实上已经被放弃，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 孙承宗收复四百里有大功，柳河之战马世龙主动进攻损失也不算大。。

袁崇焕被启用，他也做过辽东巡抚。 而且宁远发生在抚清、萨尔浒、辽沈、广宁等一系列明廷重大失利后，被宣传为“大捷”；宁锦又使得皇太极无功而返，进一步稳固了辽东的局势。 崇祯最开始的蓟辽督师是王之臣，但是“锦杏之战”把锦州、杏山、塔山、前屯丢了个精光。崇祯不得已启用袁崇焕，收复了锦州等地。。

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被安排的挺好的，东协陈继盛，西协刘兴祚。如果不是刘兴祚在己巳之变战死，如果不是因为刘兴祚投诚人员的特殊身份，东江根本不会乱。而且东江乱了也没波及到登州。。

孔有德搞出的吴桥兵变和毛文龙被杀没什么关系，这时候毛文龙都死了两年多了。原因可以可以参见己巳之变的山西巡抚耿如杞，他和总兵张鸿功勤王，一连三天没有饭吃，军队哗变。耿如杞、张鸿功就是没参与叛乱的孔有德。。

毛文龙最大的功劳“镇江大捷”，毛文龙是王化贞派出去的，而且当时的登莱巡抚是陶朗先。。

关于袁可立和毛文龙，<节寰袁公墓志铭>中称"会毛帅恃功暴横，满蒲昌城之捷，诞忘殊甚。公曰：“吾餙报而邀功，扶同以欺君父，臣子义不敢出也！”于是移檄东江，覈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

之后的登莱巡抚武之望和毛文龙也不和，“毛帅在鲜五年，先与旧抚镇不和，继与臣等不和，今又与鲜君臣不和。岂诸臣皆厉世妖孽，而独毛帅为和鸾鸣凤”。。

而且"熹庙殂落，三殿叙功，加公太子少保，致仕，予以应得诰命"。。"致仕"，袁可立退休了，而孙承宗和袁崇焕属于辞官、贬官后被启用，可不是退休。。

登莱的最大作用是联系朝鲜，对辽东也就打打“金复海盖”南四卫。“南四卫”是后金打完辽沈，就被顺道收了，连像样的战事都没有，袁可立能在此处取得的战绩可想而知不会很大。。

袁可立没有辽东任职经历；战绩又对不上后金主力；而且刚到崇祯年间就退休了。。崇祯不用他也是自然的了。。

编辑于 2024-02-29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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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咔就是发
咔咔就是发
这问题明显因蒻吱网谣而来。袁可立一边享用毛丑伪报的红利，一边因毛丑伪报闹出的笑话太多而质疑毛丑的伪报不实；袁可立一边装模作样批评阉党一个做法不合适，一边帮魏阉写三朝要典。一个才、德、功绩都不值一提的墙头草两面派，明末官场上可不缺这种祸国殃民之官。

发布于 2024-02-12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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