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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死后受到张献忠羞辱，彼此的仇恨全因为崇祯皇帝
花小鼠 2018-02-24   |  43阅读  |  2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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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失陷、福王被李自成处死之后不久，张献忠又在襄阳处死襄王，并且很明确地告诉襄王，他要借他一颗人头促成杨嗣昌之死，因为他极度痛恨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做过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崇祯初年为河南副使，右参政。崇祯五年为右佥都御史，永平、山海巡抚。崇祯七年为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兼宣、大、山西总督。履历坚实，说明他才能出众。

崇祯十年，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关于剿匪，他提出所谓的“四正六隅”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分派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分派六位巡抚“分防而协剿”，总体形成十面之网。

杨嗣昌死后受到张献忠羞辱，彼此的仇恨全因为崇祯皇帝

在此之上，设有总督、总理二人，分别率领机动部队，根据农民军的动向，随时率兵征讨。总督由洪承畴出任，总理为原来的福建巡抚熊文灿。

这个方略的总目标，是在百日之内剿平各地起义军，总体上需要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关于增饷的来源，杨嗣昌给出四种办法，其中的大头，还是加派给农民。崇祯皇帝同意杨嗣昌的计划，在谕旨中说：“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看来，崇祯皇帝也知道他的子民有多么辛苦劳累。

但是，一年的期限很快来到，增收的剿饷花完了，农民军还没有剿尽。崇祯皇帝只好下令继续征收一半的剿饷，有人提议全征，崇祯皇帝认为那样会失信于民，因为当初说好是只征一年。

杨嗣昌认为，增加的饷银是加在田地之上，一百亩增加三四钱银子。如今土地都在富裕人家手里，增加的部分不会有妨碍。而且这种做法可以抑制土地兼并的问题。

那以后，有人又建议各州县组织民兵，捍卫本乡。需要的费用通过加征练饷，数量多达七百三十万。

由此算来，明神宗晚期开始征收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初年再加辽饷一百四十万两。以后又增加剿饷和练饷，总数多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这些增加的赋税负担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转嫁到底层贫苦农民的身上，让他们原本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民不聊生。

崇祯十一年，杨嗣昌升任大学士。第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再次反叛，熊文灿主导的安抚路线彻底失败。

杨嗣昌死后受到张献忠羞辱，彼此的仇恨全因为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命令杨嗣昌亲自督师剿匪，赐尚方剑。《豫变纪略》中说，杨嗣昌临行之前，崇祯皇帝秘密交待说：“张献忠惊扰过本朝祖陵，所以必不可赦，其他人可剿可抚，由你决定。”

杨嗣昌进驻襄阳，与左良玉一起，全力围剿张献忠。张献忠在玛瑙山大败，奔入四川，杨嗣昌移师川中，准备在四川全歼各支农民军，同时发出招降令，但惟独张献忠不可赦免。

最终，张献忠跳出重围，杀出四川，一路向东，用计袭占襄阳、杀死襄王。这样的结果对杨嗣昌的打击是致命的。杨嗣昌又惊又怕，上疏请死。

杨嗣昌赶到沙市时，又一记沉重的打击袭来：洛阳被李自成攻陷，福王被杀。

杨嗣昌太了解崇祯皇帝了，从杨镐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因为丧师失地而被杀的高官数量不少，自己身为剿匪总指挥，两位藩王却相继死在农民军手中，虽然不能就此宣告剿匪彻底失败，却是不可饶恕的大错。

杨嗣昌忧惧交加，开始绝食。临死前几天，属下官员见到他“重裘拥炉，手颤”，但思路与语言极为清晰。几天之后的三月初一，杨嗣昌死去，时年五十四岁。

杨嗣昌死后受到张献忠羞辱，彼此的仇恨全因为崇祯皇帝

关于杨嗣昌的死因，他儿子的说法是因病而亡，而其他消息来源却说他是自杀。

当时北京言论鼎沸，对杨嗣昌一片指责，都认为他“负恩辱国，罪浮于死”。杨嗣昌的儿子上书替父亲鸣冤。

《流寇志》中说，崇祯皇帝几次梦见杨嗣昌在自己面前哭诉，心中不忍，所以这一回倒是十分的宽容，说杨嗣昌统帅两年，“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责，还追进为太子太傅。

《明史》中说，杨嗣昌死后被葬在老家武陵。张献忠恨死了杨嗣昌，后来攻占武陵时，刨了杨嗣昌七世的祖坟，也刨了杨嗣昌夫妇的坟墓，把杨嗣昌的尸身斩断。后来杨嗣昌的子孙重新安葬时，只找到他一半的躯体安葬。

张献忠如此羞辱杨嗣昌，可见对他痛恨之深，这也证明杨嗣昌对张献忠的剿杀很有杀伤力。

开封三围（之四） 于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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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泊木沐 2019-05-29   |  151阅读  |  3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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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对孙传庭的评价最高:"传庭死，而明亡矣"。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年仅26岁的孙传庭与当时35岁的袁崇焕同时考取进士，这两个人后来在不同时期都成为明朝的支柱性人物，所不同的是，袁崇焕效力于辽东战场对抗后金，而孙传庭则在西线对抗农民军。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本文就来讲讲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进士出身的孙传庭为何可以带兵打仗

明朝官职，科举取士都是从地方知县开始做起，孙传庭被授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被调到北京，孙传庭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从其写的文章来看，在明末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文人，清流在朝堂都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孙传庭在京不久就升了两级，后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了。

从这份履历来看，孙传庭不过是一个意气用事的文人，怎么也跟镇压农民军挨不上边啊!

这也能看出明朝军政方面的弊病，袁崇焕、孙传庭都是科举进士出身，标准的读书人，最后却成为作战的将领，拿笔的要是都会打仗，哪里还用得着武将。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明朝初期采取重文轻武的体制，使得军队缺乏生机和火力，像孙传庭、袁崇焕这样的好歹还能打仗，但是真正要作战的话，还是需要武将的。

大部分的文人治军无异于是明军的灾难，在孙传庭中进士的那样，明廷派遣杨镐以十万大军讨伐后金，结果杨镐采取四路大军“分进合击”这策，被人数只有六万人左右的后金各个击破，造成五万士兵的伤亡。

此战标志明军在辽东战场由主动变为被动。

正是这样的环境，让同样是进士出身的孙传庭和袁崇焕等人都能够带兵打仗。

巡抚陕西期间孙传庭多次吊打高迎祥、李自成

孙传庭蛰伏八年后，被重新启用，这个时候的明廷已经是内忧外患，一方面是辽东局势逐渐紧张，而另一方面西北的农民军运动发展越来越壮大，李自成崇祯二年参加农民军，追随闯王高迎祥将农民起义搞得是轰轰烈烈。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九年孙传庭请缨担任陕西巡抚，巡抚这个官员正常情况下的军事职能比较少，但是情势危机，孙传庭开始镇压农民军。

孙传庭自己筹钱招募士兵，打造出了明廷可以支撑的又一支军队，孙传庭从崇祯九年担任陕西巡抚到崇祯十一年，也是农民军在陕西被打得最惨的几年。


崇祯十年杨嗣昌采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开始大范围内围剿农民军，给予农民军很大的打击，当时闯王高迎祥决定从湖北窜入陕西，然后由子午谷直取西安，(跟三国时期魏延子午谷奇谋是一个路线)，孙传庭在黑水峪以逸待劳，不仅击败农民军，还俘虏了高迎祥。

孙传庭俘虏高迎祥可以说是明军在对抗农民军运动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当时明军镇压农民军的积极性。高迎祥死后，农民运动陷入低谷，尽管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闯王，以图壮大声势，然而在崇祯十一年孙传庭联合洪承畴再次击败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和刘宗敏率领残部17人逃入深山老林中。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这个时候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基本全部被镇压，明军对农民军剿灭取得了一个阶段性胜利。

孙传庭入狱三年，使得李自成得以喘息并且发展壮大

然而就在孙传庭决定全力追剿李自成，将其彻底剿灭时，辽东战事再次吃紧，当年八月清军再次越过长城，开入京师，崇祯召各路兵马入京勤王，勤王总督卢象升战死，崇祯乃召孙传庭与洪承畴进京。

崇祯这个人很惜命，每一次清军入关打到北京，崇祯都要号召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属于典型的“顾头不顾腚”，全然没有战略性考虑，崇祯为政期间，号召勤王次数超过之前明朝历代皇帝总和。

正是因为孙传庭被调到北京防守后金，才让李自成喘了一口气。

其实，后金入关多次，大多数都是长途奔袭，围而不打，以劫掠为主，攻城为辅，崇祯动辄勤王明显是有点胆子太小了。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在清兵撤退后，崇祯与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崇祯亲信)商议，决定让孙传庭的陕西军留在京畿，驻扎在蓟辽一带防守清兵再次入关。孙传庭当即激烈的表示反对:"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

当时杨嗣昌主张与清兵议和，崇祯经过清兵几次“恐吓”也有议和的打算，然而孙传庭是激烈反对议和的清流之一，前面已经说了，孙传庭在朝堂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由于政见不和，杨嗣昌对孙传庭存在巨大的矛盾。


所以设计陷害孙传庭，崇祯随即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囚禁，崇祯并非昏庸或者愚蠢之人，不会连孙传庭是忠是奸不分，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崇祯的心境也是有议和的打算。

杨嗣昌报告崇祯，农民军匪患已除，不足为虑，洪承畴也被调往辽东战场，这无异是给了农民军一个很好的喘息之机，一直到1642年，仅仅三年，农民军已经发展到拥有数十万之重。

孙传庭被李自成打败，崇祯难辞其咎

崇祯在位十七年，内阁成员换了51人，刑部尚书换17个人，诛杀的总督达7人，诛杀巡抚11人，由此可见，崇祯没有杀孙传庭证明他知道孙传庭是好人，不然早就剁了。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崇祯做事十分情绪化，这一点在崇祯与袁崇焕的交流上展示的最为突出，袁崇焕无论资历还是功绩都不足以担任蓟辽督师这个职务，但是就因为袁崇焕给崇祯打包票五年可以复辽，崇祯又是赐尚方剑，又是给莽带，全力支持袁崇焕对抗清军。

如果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策略来说，这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崇祯就将袁崇焕下狱，崇祯三年就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袁崇焕的人生在崇祯皇帝的安排下，就像过山车，用你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不用你的时候，把你摔死。

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杨嗣昌被杀后，崇祯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因此厚着脸皮到监狱中亲自释放了孙传庭。

此时明军与农民军的军事力量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逆转，尤其是在松锦大战的关键时期，崇祯拜孙传庭为三边总督前去镇压农民军，这个时期孙传庭的计策是采取固守的策略消耗农民军。



孙传庭作为农民军克星，曾经吊打李自成，最后为何会被李自成击败

孙传庭以士兵都是新招募的作战力低下，需要训练为由不希望快速与李自成快速决战，结果崇祯就是一句“帝不听”，不断催促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

孙传庭害怕崇祯再次将他下狱:“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然后出战，经过两场战役，孙传庭就被李自成打败，孙传庭亦战死。

由此可见，孙传庭的失败，崇祯是难辞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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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想要有所作为，却死于刚愎自用
孩他爸扎嘿
孩他爸扎嘿​
进出口贸易行业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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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止一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担当的男人，终究是无法走向成功的。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虽说同为亡国之君，但相比其他朝代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可算是够“倒霉”的。崇祯并非荒淫误国，也非不管政事。相反，崇祯帝十分勤奋，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处理政事，上台后罢黜阉党，励精图治，很想有所作为。

但是想法归想法。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往往能够决定人这一生的命运。在我看来，朱由检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有中兴之志，却无明君之才。




朱由检
朱由检接手的明朝，并非稀巴烂。历史上任何一个亡国之君要是遇到崇祯登基时的情况，估计做梦都能够笑醒。

崇祯皇帝即位时，虽已不是明朝鼎盛时期，但也并非烂到骨子里，此时的明朝，朝廷对地方的官员、潘镇，还有绝对控制力。相比其他末代皇帝，崇祯帝的底牌并算不上太差：周朝周赧王灭亡时，手里没兵没钱没粮没地...，秦朝子婴灭亡时，义军已经攻到咸阳城下了...，唐朝李祝：唐哀帝即位时，皇权已经形同虚设，连皇令都已经传不出长安城...。

所以要是拿明朝崇祯帝与其他末代皇帝相比较的话，崇祯帝当时情况，给人的感觉是还可以抢救一下，而并非像前面提到的这些朝代一样，让人觉得神仙难救。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我认为是朱由检的刚愎自用。

朱由检的能力差吗？其实一点都不差。

朱由检上位时，虽只有17岁，但他的处事能力比他的哥哥都要成熟得多，这一点从朱由检除去“客魏集团”的手段就能看出来。




朱由检除去客魏集团
崇祯帝上位后，以魏忠贤为首的“客魏集团”惊慌失措，魏忠贤提出辞去东厂职务来试探朱由检态度，朱由检没批准。随后，客氏提出出宫，朱由检马上同意。再此期间，朱由检对魏忠贤的爪牙王体乾、李永贞等照样维持表面上的恩裳、表示信任。不过已经开始暗地扶持一些重丞。

朝廷大臣中那些魏忠贤党羽发现迹象后，预感形势要变，许多聪明人开始寻找退路，魏党的分化开始初步形成。除此之外，独立于魏党之外的下级官员也开始行动，工部主事陆澄源开始弹劾魏忠贤亲信崔呈秀，涉及魏忠贤建造生祠的问题。兵部主事钱元懿更是直接弹劾魏忠贤，言辞激烈，天下震动。海盐贡生钱嘉徽上书，将魏忠贤罪行列为十项，呼吁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

朱由检拿这些奏章读给魏忠贤听，魏忠贤知道事情不好，马上以患病为由提出辞去东厂首领职务。朱由检下令他调出东宫，随后解散了魏忠贤集中在宫中的士兵。

朱由检清楚魏忠贤后，对被魏忠贤害死、剥夺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崇祯帝将全部的精力都开始投入到治理国中当中。

但很多时候，要是方向错了，越努力，错的就只会越厉害。




勤政的皇帝
刚愎自用的朱由检，把明朝给坑了。除去魏忠贤后，对朱由检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内忧”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但此时社会并不太平，天启以来，全国灾慌不断，大量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社会动荡。在东北，建州女真族甚至起兵发难，建立了后金政权，不断侵掠明朝边境。

朱由检为了尽快将明帝国起死回生，更是夜以继日的工作。而且还出台了一系列看上去还不错的政策，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明君应该做的。

比如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织造、烧造、采办等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停止了皇宫的一切土木营造，削减了自己及后妃的日用开支，撤回了各地的镇守太监。

可以看出，自从解决完“客魏家族”后，朱由检就把后金问题当成了自己的重中之重。

为了寻找抗击后金的将领，朱由检也一直在积极物色角色。朝廷许多大员推荐了前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对袁崇焕，朱由检也有所耳闻，在天启年间就久镇辽东，熟知敌我形势、山川险易，胸有韬略，屡建大功。




袁崇焕
朱由检启用袁崇焕后，对其讲道：“你若能复辽，朕决不吝惜封侯之赏。”

袁崇焕没辜负朱由检厚望，却死于了朱由检的刚愎自用和自以为是。袁崇焕出关后整顿兵马，修缮城池，使山海关一线的防务稳定下来，清帝皇太极多次与袁崇焕正面交锋，胜少败多，几乎都是无功而返。于是只好寻找其他机会来除掉袁崇焕。

皇太极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

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半信半疑，两名从清营逃回来的宦官又诽谤称亲眼听见士兵议论，称袁崇焕已和皇太极仪和，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

至此，崇祯帝才深信不疑，最终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死。袁崇焕的死，对明朝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

到了天启中期，国内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陕西的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人纷纷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形式图
面对这种形势，朱由检一筹莫展。为了实现快速剿灭农民军的大计，猴急的崇祯帝，在崇祯十年悍然加征二百八十万两“剿饷”，而且在杨嗣昌等痛恨“因粮”的大臣鼓噪下，崇祯更大手一挥，把“因粮”改成了“均输”，名义上是大家平摊，其实就是叫全国各地的苦农民们扛锅。

如此一来，恰如以火浇油，无力负担高额赋税的农民们纷纷参加农民军，这以后农民军四处转战，各地饥民纷纷跟随。大乱，就此失控。




大乱，就此失控

哪怕局势失控后，大明王朝也非到了必死之路，但崇祯的所作所为，亲自把所有活路都给盘死了——闯王想被招安，崇祯拒绝，群臣想让他南下，崇祯拒绝...

1644年3月18日晚上，在和谈失败后，李自成率兵攻下京城外城，朱由检听到外城陷落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最后在煤山自缢。自此，历经16帝共276年的大明王朝终结。

朱由检的勤政，几乎超过了绝大多数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甚至军情紧急时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

在战时，甚至多次自发响应要皇室减少开支，朱由检当政17年，宫中没有任何营建，甚至到最后，许多宫中的金银珠宝都拿去充响了。

朱由检如此勤奋，却与最后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朱由检在为数不多的关键时刻的选择，决定了他必然失败：1、三军阵前，敌军环伺，朱由检斩杀了主帅。2、镇反农民起义，朱由检用错策略。3、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入侵，明朝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下，朱由检却死爱面子，把后路堵死。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志大才疏，难挽狂澜。为了挽救将倾的大明，朱由检算是操碎了心，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做了错误的选择，仅此而已。

发布于 2020-10-23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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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重臣杨嗣昌的家风故事
2018-07-16 18:15
　　 明末重臣杨嗣昌的家风故事

——手头干净，无有孔方

心肠干净，无欲害人

位于沅江市西隅的赤山岛，地处洞庭腹地，是我国内陆湖泊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名胜古迹颇多，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其中明末重臣杨嗣昌（杨阁老）即安眠在此。

杨嗣昌，字文弱，常德武陵碴口坡人，明崇祯时期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著名散文家、诗人。1641年去世，后安葬在原湖南省沅江县赤山岛杨阁老乡月形山上（今沅江市新湾镇丽园村月形山组），此地因他而得名。其一生视“名节”为身家性命，父严子孝，为官、做人崇尚“手头干净”、“心肠干净”。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诗文，“湖湘文库”《杨嗣昌集》最为详备，文集57卷、补录3卷，总计60卷，凸显出他一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家风严谨、不入俗流的高尚名节。

父严子孝，清廉为本

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与父亲杨鹤都是进士及第，有“父进士、子进士，父子皆进士”的美名；后又同朝为官，这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父亲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兼任陕西三边总督，常年在外。他们以诚侍君，以忠报国，以严律已，时互通书信。期间，杨嗣昌向父亲写了一封家书，表明其为官尽职而清廉：

“儿因边烽处分之旨未下，尚未大坐出门。闲中将大人写来家书，自霸州至今，止表出一百五十余幅，真正可爱之极!要分三大册，将来与三儿为传家之宝。”

“儿尝言吾家家书是人可看，有两件干净处：一件是手头干净，无有孔方；二件是心肠干净，无欲害人。”

“孙闿阳年伯尝说：孔子一生不过是"干净"二字。儿问：怎的见得?他说：秋阳以暴之，你看干不干?江汉以濯之，你看净不净?”

“大人家书尝言，常不轻菩萨，一切不敢轻慢。儿此心不敢轻慢于人，或者人未之知也。但孔方溃乏，不能致敬尽礼，恐难免轻慢之疑。大人出此书与里中诸老一粲，何如?”

杨嗣昌将父亲寄来的书信装裱出来，为的是要牢记严父的教诲，并“公示”家书。他们的家书可给任何人看，可见丝毫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弊。父子俩一向以“手头干净”、“心肠干净”为为官、做人之道，这在封建社会中确属难得。“孔方溃乏”，就是没钱，不能用钱孝敬父老乡亲，实属无奈，只能请求谅解。“心肠干净”，就是为人正直，不搞阴谋诡计。

在情义上、道义上，杨嗣昌堪称是“孝”的表率，其父亲杨鹤在任陕西三边总督时，因误事被查办，父亲觉得冤枉，写书给儿子：“内身负不白之冤，义难隐默，但愿逮系阙下，亲赴御前一言而死。”

杨嗣昌闻讯后，多次向皇帝上书，其中《微臣自审非才疏》中这样写道：

“陕西流贼猖獗，臣父鹤见任总督三边，两奉恩旨，策励戴罪。即今不知移镇何所，奏报未到，音问不通。臣系独子，望眼将穿，方寸尽乱，盖身在霸州而心驰于彼久矣。皇上如不弃臣，乞赐削臣官职，俾以白衣，随任助父讨贼。倘臣果有寸长效力戡定，皇上用臣未晚。如其不效，臣请身先士卒，奋臂大呼，求死贼手，以代臣父赎罪万一。此臣死忠、子死孝之至愿也。”

杨嗣昌是家中独子，他上疏皇帝请求辞职、战死，以代父罪，并说这是他“臣死忠、子死孝之至愿”，可谓忠、孝两全。有感于杨嗣昌的忠孝之心，崇祯免了杨鹤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杨鹤死后，皇帝又恢复了杨鹤的官名并加封太子少保的荣誉衔，等于是平反并加抚慰，这让杨嗣昌一直感恩不已。

古训教子，名节为重

杨嗣昌对后代要求特别严格，因长年在外征战，他一直都是通过书信往来来教导儿子。

杨嗣昌在一封信中写道：

“吾儿闭户读书，以古人为师友。即出门救友，已恐偶逢非类，与之不可，拒之不能，而况见官府乎？吾儿记此语，官府如讨文章，亦不必送，恐有尊亲辈或以他事相强；又恐无知辈以嘱托相疑，皆能坏我心行，玷我名节。惟不见官则杜绝矣。”

他谆谆教导儿子专心读书。说因家境特殊，父亲是朝中大官，巴结他们的人多，包括地方官员，索文要字的，拜把兄弟的，求办事的，这些都应拒绝，莫败坏了杨家的名声。

杨嗣昌也不愿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儿子谋取功名。儿子要参加科考时，他写了一信：

“……儿一味闭户读书，闻提学春来考试，我决不作半字干求。前有书往来，亦已说得断绝，儿万勿为人情面转托道府央求。此不但关我名节，即是儿之身家性命所系。世情险恶，波撼多端，举天下一半人寻我破绽不可得。……儿千万俱听吾言，勿贻他日自己之悔也！”

当时，科考舞弊盛行，儿子参试，他“决不作半字干求”，即就是不说情，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且杨嗣昌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名节”二字，并认为“名节”是你、我的身家性命。不要让天下人找我“破绽”，败我名声。

杨嗣昌还常给儿子讲家乡人李衡的故事，李衡是三国时的孙吴太守，祖籍襄阳，后迁入常德龙阳县（今汉寿县和沅江市），他在职期间，不忘农家本色，为官清廉，治家严格。李衡临终前对儿子说：“父

亲虽然为官多年，但没有什么家产，只是在家乡种有千棵柑橘树，不找你穿衣吃饭，只要你苦心培育，每年它们可给你彩绢千匹，够你使用。”他儿子牢记父训，偕全家人回到家乡耕作桔树，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

唯恐儿子忘记这个故事，杨嗣昌特地作诗一首：

“野水寒无外，柑名绢不亡。宁期彼佣语，相助我思长。宦莫资三径，生当植众香。漫劳田舍女，解事学襄阳。”

“柑绢”的名字不能忘记呀，期待你们发扬光大。为官家的不要考虑积蓄家财，应当象佛经中说的“众香国”一样“香溢四方”，品质美好。杨嗣昌教导孩子们不忘根本，自己劳动，也可见其清廉家风和质朴情怀。

刚正不阿，国事为怀

在魏忠贤阉党专政、朝纲紊乱期间，杨嗣昌父子同朝为官，但他们不结帮派，不畏权贵，不肯附会于阉党，先后告病回乡。到公元1628年崇祯即位后，父子俩才被重新启用，均任职于兵部，在外带兵守卫疆土。

在杨嗣昌的父母去世期间，他守孝期未满，皇帝又“夺情”起用他为兵部尚书，然后入阁主政，直至赐尚方宝剑督师，权力达到顶峰。这期间，一些官员嫉才妒能，写过许多弹劾他的奏疏。崇祯通过多次侧面探问，得知杨嗣昌一直以国事为重，对个人宠辱似“过眼云烟”，就对杨嗣昌的信任和重用毫不动摇。

其时，关外的清兵挥师南下，关内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日趋壮大，而朝中一群无能之辈在贪腐、争权、倾轧。杨嗣昌处于三条线作战的局面。他不怕树敌之多，虽遇困难重重，但仍是不屈不饶。他在死前两个月，就曾向皇帝上书：

“此身之忧劳病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

在“忧劳病瘁”时，他所担忧的还是治国的大事。

而平时，杨嗣昌在与父亲、与儿子的家书中，即常以治国大事为重。例如有一封家书，记录着杨嗣昌的儿子因“料理家事”而离开父亲指挥的兵营，兵荒马乱，杨嗣昌极为担忧：

“儿既去后，此中脉脉无刻难忘。赖闻沿途行人不断，时有遇见吾儿者，稍稍放怀。”

杨嗣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行孝道，严教子，是注重“名誉与节操”的榜样，为后人留下了一面镜子，沅江市至今仍保留有缅怀杨嗣昌命名的杨阁老村，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沅江市：张连喜 傅莉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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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寇的真相：真的是杨嗣昌害死卢象升吗？
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戳穿满清修的《明史》的所有谎言，用明朝档案重建崇祯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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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寇，是清军历次入寇规模最大的一次，糜烂整个北直隶，山东，吴阿衡，孙承宗，卢象升阵亡，济南被屠，德王朱由枢被俘，华北无数百姓被清军屠杀，掳掠出关，史称“戊寅虏变”。以后为方便讨论，就用“戊寅虏变”来称呼这次入寇。

一提到此次入寇，很多人都会说，卢象升主战，杨嗣昌主和，于是杨嗣昌为了议和，就故意掣肘卢象升，比如分卢象升的兵，断卢象升的粮饷，导致卢象升只剩下5000老弱病残，才让卢象升在贾庄战死，因而杨嗣昌是个秦桧式的人物。

甚至有人说，崇祯心里想议和，所以指使杨嗣昌害死卢象升。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崇祯六年后没有《崇祯长编》，采用哪些史料研究？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我们熟知的多数“史实”都来自满清修的《明史》，戊寅虏变也不例外。清修《明史》在明末部分充斥着谎言，为了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编造了很多历史，如高第尽撤关外，崇祯中反间计杀袁崇焕，袁崇焕家无余赀等等。现在随着《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等更加可靠，更加原始的史料被网友们熟知，《明史》里面很多的谎言已经被推翻。所以，仅凭《明史》就断定杨嗣昌害死卢象升，并不可靠。

不用《明史》的话，应该使用哪些史料呢？一般来说，每个皇帝都有一种叫“实录”的史书，为编年体史书，以记载奏疏及对应的圣旨为主，在皇帝死后由大臣们编修而成。《明实录》可信度高原因：一，实录是明朝官员编写的，不需要像满清那样为了丑化明朝而大肆篡改历史；二，实录虽然也有篡改现象，但是比较少，因为实录记载的是奏疏和圣旨，如果篡改的和奏疏原文差别过大，很容易被查出来，修实录的官员将会因此承担责任；三，修实录的人是当事人，而修《明史》的不是，修《明史》的官员只能根据实录和其他明代野史修明史，所以用《明实录》和其他野史代替《明史》完全没问题。

然而，崇祯朝并没有官方实录，有一本名叫《崇祯实录》的史书，但是民间写的野史，更接近私人笔记性质，而不是奏疏的集合。有一本《崇祯长编》，记载了很多第一手奏疏，相当于崇祯朝的实录，但可惜的是只到崇祯五年，崇祯十六年之后也有一部分长编。其他的史料如《崇祯朝野纪》《甲申核真略》《明季北略》等史料，都是些私人笔记，无论怎么写都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可以随便瞎编，而且抄袭严重。如果读者看过这些野史（包括相对可信的谈迁《国榷》在内）中关于杨嗣昌卢象升的部分，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遣词造句都一样，根本不知道谁抄谁的了。所以这些野史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崇祯长编》只到崇祯五年，那么崇祯六年以后的崇祯朝历史，该使用哪些史料？这里我对崇祯朝中后期应该采用的明方史料做一个介绍：

1.明朝档案：《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明清史料》和《明清内阁大库史料》

这三本史料，保存了崇祯朝十七年大量的第一手档案，如奏疏，塘报，题本等。《明实录》就是根据明朝的这些档案修订的，所以研究崇祯朝历史，这些第一手档案乃是最为一手，可信度最高的史料，史料价值相当于《明实录》甚至更高。史料价值排第一档。

缺点是，史料遗失比较严重，特别是关于戊寅虏变，松锦大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史料，所以需要其他可信史料作为补充。

2.大臣留下的奏疏：《杨嗣昌集》《卢象升疏牍》《孙传庭疏牍》

奏疏是重要的一手史料，可信度很高。只是这些大臣留下的奏疏，很多都是后人修订的，有被篡改的可能，所以需要对照档案以及清方一手史料，如果能够互相印证，则可信。

《杨嗣昌集》虽然是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整理的，但是很多地方能和《明清史料》辛编、以及清方一手史料《盛京满文清军战报》和《清太宗实录》相印证，所以也比较可信。

这些史料就相当于毛承斗整理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当事人本人或者其儿子整理的奏疏塘报确实可能会被篡改，但是可以和《明熹宗实录》印证，就比较可信。因而史料价值排第二档，可以作为崇祯朝档案的补充。

3.地方志

一般来说地方志不能算一手史料，因为修地方志的时间通常在事件发生很多年之后。但是，如果清军入寇打到了一个县，那么这个县的县志，史料价值就非常高。虽然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不可能搞清楚所有细节，但是这个县有没有被攻破这种大事，弄清楚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4.私人笔记

私人笔记上面已经说过了，可信度不高。只有上述三者都无法提供足够史料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用私人笔记作为补充。另外私人笔记一旦某处和一手史料冲突，这处就不可信。私人笔记里面，当事人的私人笔记通常能记载更多细节，但是也会因为利益相关篡改历史，如周文郁的《辽师入卫纪事》。《国榷》是相对可靠的私人笔记。

天启朝和崇祯朝初年的历史，根据《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等史料，过去十年间得到了很好的还原，英雄得到了正名，国贼的虚伪面具被撕下。然而崇祯朝中后期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依然停留在《明史》和私人笔记的阶段，水平很低。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把崇祯朝历史研究引入正轨，达到和天启朝一样的高度。

同时，满清修的《明史》，在明末部分，是一部充满谎言的伪史。我们要做的，是揭发真相，彻底戳穿清修《明史》的谎言，重建明末史，还原真相！

二、杨嗣昌分兵的真相
杨嗣昌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这个论点需要证据来支撑。而证据无非两方面：语言，行动。语言会撒谎，但行动不会撒谎。我们先从杨嗣昌的行动上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

杨嗣昌害死卢象升，行动上最大的证据，就是杨嗣昌分卢象升的兵，导致卢象升只剩下5000老弱病残，才在贾庄战败。

实际上呢？《杨嗣昌集》中，杨嗣昌是这样解释分兵的：

但据督臣搪报，初七日烽分两股，一往定兴西南，一往 新城南去。该督提兵见往定兴一路，总监提兵见往新城一路，是 彼分而我亦分矣。若调回总监，则新城一路无兵追剿，恐渐越河间、山东，则陕抚孙传庭来，亦由真、保一路，与河间、山东远不相及。——《杨嗣昌集》摘集廷议疏
奉圣旨：高起潜撤回防边，卢象升是否独能办敌，还确议速奏。……此事，臣与象升手书商榷再三，象升初愿独往，继而仍欲会同。……况今烽分两股，一向真、保，一向河间，两人分道而驰，异地怎能兼顾？是不问象升之办不办，而第观烽势之分不分，可知调回总监之难也！——《杨嗣昌集》再酌廷议疏
说明：定兴西南，就是保定，真定（真、保）的方向，沿着太行山和山西边界，为清军西路军；新城南去，是河间的方向，沿运河进军，是东路军。

根据上述史料，杨嗣昌确实分兵了。但是，分兵并不是故意要害死卢象升，而是因为，清军分兵东西两路南下，这个时候明军自然也要分兵两路追击堵截，其中卢象升追击西路敌军，高起潜追击东路敌军。

那么，清军是否真的兵分东西两路南下？还是杨山松在故意造假，推卸其父的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清方史料来验证，因为无论是杨嗣昌还是杨山松，都没法和满清方面串通口径一起撒谎。那么我们看看清方一手史料《清太宗实录》多尔衮向皇太极的奏报：

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清太宗实录》
“山下”指太行山，而保定，真定恰好位于太行山下，和“一向真、保”对应；而河间恰好在“运河”旁边，和“一向河间”完全对应！

杨山松没有撒谎，清军确实分兵东西两路南下！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几乎就是沿着北直隶的东西两侧南下！

清军从宁锦方向入寇，朝廷有人建议把高起潜和关宁军调回关外防边。如果杨嗣昌真的有意害死卢象升，那么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职权直接把高起潜调回关外。但是，杨嗣昌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充分尊重卢象升的意见：“臣与象升手书商榷再三，象升初愿独往，继而仍欲会同”。于是杨嗣昌没有调走高起潜。

那么，杨嗣昌各分配给卢象升和高起潜多少兵力呢？确实是像明史和私人笔记中说的那样，卢象升只剩下了很少的兵力，最后只剩5000老弱病残了吗？我们看看《杨嗣昌集》是如何记载卢象升，高起潜二人兵力的：

督臣习宣、大、山西，当就用 宣、大、山西之兵。查见在杨国柱、王朴、李重镇等领一万九千之众，虎大威提兵五千已过保定而来，不足者加保镇刘光祚之三千五百，与山、大二抚之四千，令趋进交付该督，可得二万一千之数。监臣习关、宁二镇，当就用关、宁之兵。查见在侯拱极、 张鉴、于永政、吴承录二万三千而外，其周祐、窦濬等在途之兵，与关门三运之兵虽有一万六千，为烽阻隔，催令间道趋进。 但恐到终不全，三万九千之数终不能满。——《杨嗣昌集》复卢总督飞请密切军机疏
这里介绍下各位将领的官职，所带兵力：

杨国柱是宣府总兵，王朴是大同总兵，李重镇是宣大总督标营的中营副总兵。宣府镇+大同镇+宣大总督标营中营 = 19000人。

虎大威，山西总兵，山西镇兵5000人。

刘光祚，保定总兵，保定镇兵3500人。

大同巡抚叶廷桂，山西巡抚宋贤，带领的大同巡抚标营，山西巡抚标营，一共4000人。

（这里解释一下，“标营”是什么的干活：标营，是总督，巡抚，总兵的直属部队。总督巡抚等文官，亲自带的兵，就是他们的直属标营。总督的标营叫做“督标营”，巡抚的标营叫做“抚标营”）

我们算一下卢象升带的总兵力：19000+5000+3500+4000 = 31500人。“二万一千”估计是把三抄成了二。在杨山松《孤儿吁天录》里面，说的是“三万一千”，可见31000人比较可信。高起潜带的关宁军是39000人，人数相差8000，但是不算特别大。不存在《明史》说的“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两万”的情况。

而杨嗣昌又将蓟镇兵分给了卢象升：

计关宁二镇原调三万九千，除祖大寿续调五千在外，阳和、宣、大、山西原调二万五千，再加蓟、保二镇，方合四万之数。即以五镇属督，关、宁属监，数颇相当。——《杨嗣昌集》督监遵旨面商疏
分给卢象升蓟镇兵后，西路军卢象升的兵力达到了四万，超过了东路军高起潜的三万九千。两路兵力相差不大，杨嗣昌分兵并没有故意坑卢象升。

下面分析杨嗣昌分兵在军事上的合理性：明军的目的是保护百姓，堵截，驱逐甚至歼灭敌军。那么清军分兵的话，明军是否分兵，要看情况：

第一种情况，敌军虽然分兵，但是每一路的兵力，战斗力都很强，攻打城池的时候单凭城池自身防御力量根本无法守住，这个时候，每一路都需要野战部队的支援了。因而敌军分几路，我军就应该分几路，除非我军人数远少于敌军。但是清军入寇兵力大约为5万，明军兵力至少8万，分兵两路问题也不大。

第二种情况，敌军分兵多路，每一路敌军人数过少，那么城池靠自身力量完全可以守住，这种情况下我军没必要分兵，相反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戊寅虏变就是第一种情况。有人肯定认为，明军应该集中兵力逐一击破各路清军。但是请注意，这是在关内作战，而且清军两路兵力都不少，如果明军集中兵力于一路，那么就等于放任另一路敌军肆意蹂躏各地，这么多地方的百姓，耕地，钱粮还要不要了？

还有人可能认为，高起潜的东路军，应该由卢象升统一指挥。问题是清军东西两路相距数百里，骑快马一个来回也需要好几天，也就是说东路军给卢象升报告军情，卢象升在下达一个命令给东路军，至少需要一个星期；而这一个星期中间，敌情很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清军早已攻破了一个县城或者清军早已打到远处另一个县城，这个时候卢象升的命令就不适合战场形势了，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贻误战机”。

如果有人还对杨嗣昌分兵有异议，那么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

分兵，是卢象升提出的，而不是杨嗣昌。

杨嗣昌的一篇奏疏引用了卢象升的题本，卢象升在题本中，提议将一部分军队分给自己，一部分分配给高起潜。题本原文如下：

本月十四日未时，奉御前发下红本，该总督援兵尚书卢象升题为飞请密切军机事。内称：
边烽入口且兼旬矣，臣象升奉督剿之命，自入关以来亦且十日矣。西协边烽方盘踞奔突，而中协喜、 董诸处又源源而来，将图合营大逞。此何等时也！臣忧心如焚，昼夜料理兵事，即令十日之内，疏凡七上，不敢不密图也，不敢不持重也。然恐顿兵日久，故定为密切军乘夜袭击之策，于十月初十日密封塘报阁部，并移会总监臣高起潜讫。兹本月十二日酉时，接监臣回札，大意谓用奇夜击尚须慎重。又接三屯营总兵官陈国威禀报，内云蒙臣所授密切军机，拟至期进兵。适十二日亥时，又蒙总监宪牌手谕，烽势南逞，差官飞调来去等因。
臣与监臣乃同舟共事之人，彼此会商不嫌详慎。臣初意东西之烽尚未相合，我兵奋力一击，或可少挫其锋。而监臣实见彼强且众，我弱且单，未可以战，似有深心苦心。至陈国威之兵，臣七日前曾飞檄调之由顺义趋怀柔，因初六进兵之说中止，不得已而暂驻安定门外，以防烽薄近郊，以待临时进取。今监臣调往东去，想亦另有机宜。臣凛奉尚方，必自己不敢 恇怯，而后可治诸将恇怯之辜；行军得以便宜，而后可收师中便宜之效。一进一止，关系非轻。今各镇兵马头绪纷然，若聚之一处，是谓分不分为糜军；散之各处，是谓合不合为孤旅，皆兵家所大忌者。莫若以辽东、山海、蓟、遵、通、津、宣、云、保定诸旅通盘打算， 分隶微臣与总监各若干，随方援剿。其烽情兵势，则时时关会焉。总之，彼分而我亦分，彼合而我亦合。臣与监臣分而合，合而分，惟烽是视。既无孤旅之虞，又免糜军之患，有裨兵机非小也等因。
奉圣旨：该部即日看议速奏。钦此。——《杨嗣昌集》复卢总督飞请密切军机疏
在这篇奏疏中，卢象升指出，各路军队聚集在一起，是浪费兵力；而分散在各处，就成了一个个孤军，都是兵家大忌：

今各镇兵马头绪纷然，若聚之一处，是谓分不分为糜军；散之各处，是谓合不合为孤旅，皆兵家所大忌者。
于是卢象升提出，把所有的军队，分给他自己和高起潜各一部分：

莫若以辽东、山海、蓟、遵、通、津、宣、云、保定诸旅通盘打算， 分隶微臣与总监各若干，随方援剿。
卢、高二人时时关注清军动向，根据清军动向决定自己的动向。清军分兵二人就分兵，清军合兵二人就合兵：

其烽情兵势，则时时关会焉。总之，彼分而我亦分，彼合而我亦合。臣与监臣分而合，合而分，惟烽是视。既无孤旅之虞，又免糜军之患，有裨兵机非小也
卢象升和高起潜虽有军事上的不同意见，但是卢象升提出分兵，绝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从军事，从大局着想。说分兵就是故意害死卢象升的行为，我想，卢象升总不至于故意害自己吧？

如果这种打法比较烂，说明杨嗣昌军事水平不行，那么，卢象升的军事能力，又被置于何地呢？笔者认为，卢象升的军事能力，在明末算比较突出的。他提出分兵，恰恰证明，这样的分兵是合理的。

更何况，杨嗣昌其实在分兵中，照顾了卢象升。卢象升统领他带领的宣大军，高起潜统领他带领的关宁军，因为这是他们各自熟悉的军队，指挥起来更加通畅协调。而蓟镇，保定兵，本来谁也不归属，归属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这些军队，都分配给了卢象升。

综上所述，分兵是卢象升提出的，杨嗣昌分兵，军事上来说是合理的，并不存在对卢象升的掣肘乃至谋害。

三、杨嗣昌害死卢象升的逻辑硬伤：孙传庭接任卢象升
史料都有撒谎的可能性。只有逻辑，永远不会撒谎。而杨嗣昌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有一个逻辑上的大硬伤：卢象升战死巨鹿后，杨嗣昌安排孙传庭接任卢象升。

犹幸侍郎孙传庭先奉协剿成命，近在晋州，堪以接手，收拾溃残，重整营垒，必于传庭是赖。其总兵杨国柱先往顺德，总兵王朴星调入关，俱听传庭调度。——《杨嗣昌集》十五，紧急军机疏
臣故请令孙传庭即军中，往代象升之任。——《杨嗣昌集》十五，遵旨奏明疏
孙传庭疏牍里面，也有他接任卢象升的记载：

本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为紧急军机事，该本部题，奉旨：孙传庭著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各镇援兵，仍赐尚方剑，敕书关防符验旗牌，并速给发，该衙门知道。——《孙传庭疏牍》卷三，督师谢恩疏
此后，洪承畴也被调来，驱逐入寇的清军：

正月十八日奉旨：洪承畴仍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降四级戴罪住俸，总督蓟州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敌，著速到任。孙传庭著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等处军务、各镇援兵、兼理粮饷。——《孙传庭疏牍》卷三，辞保督并谢降级疏
随洪承畴，孙传庭调来的，还有民族英雄曹变蛟：

且初十日之战，曹变蛟遵臣指画，与北兵转战卫突，臣之不兵莫不一往无前。——《孙传庭疏牍》卷三，官兵苦战斩获疏

那么问题来了，杨嗣昌既然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那么为了议和成功，接替卢象升的人，总得是个主和派才行吧。再来个主战派接替卢象升，议和还是不能成功啊。

但是杨嗣昌没有，他选择了孙传庭接替卢象升！我想问，害死卢象升之后为什么要换上孙传庭呢？难道孙传庭是主和派？还有后续调入的洪承畴，曹变蛟也都是主和派？尤其是曹变蛟，松山之难后直闯皇太极大营，打跑了满清巴图鲁鳌拜，差点击毙皇太极，最后松山城坡不屈殉国的民族英雄曹变蛟，会是主和派？！

杨嗣昌如果害死了主战派卢象升，他换上的却同样是主战派洪承畴，孙传庭，曹变蛟，那么杨嗣昌害死卢象升有什么意义？能达成主和的目的吗？

还是达不成。

所以，杨嗣昌为议和害死卢象升，但是换上的却是孙传庭，洪承畴，曹变蛟，逻辑上完全说不过去，行为上杨嗣昌分兵也不是为了害死卢象升，所以“杨嗣昌为议和害死卢象升”完全是在撒谎。

当然，崇祯暗中支持议和，指使杨嗣昌害死卢象升，更是完完全全的在撒谎。明史都不敢这么编，这种言论完全就是现代历史发明家的杰作了。

编辑于 2019-05-16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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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服
靡服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一点，卢象升压根打不过清军……卢的辉煌战绩全是和农民军刷出来的……
201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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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首先，大家知道的卢象升的形象，都来自于满清修的《明史》，在我这文章之前根据一手史料研究卢象升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卢象升《明史》中的形象根深蒂固，不愿意相信其他观点。
卢象升本身就是东林党人，和很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而杨嗣昌是无党派人士。因而东林党就在他们的私人笔记里面拼命美化，包装卢象升。卢象升确实是英雄，也确实有能力有战绩，但是这种包装实在过了。东林党包装卢象升，除了宣扬自身合法性外，更重要的就是用卢象升攻击杨嗣昌，明末很多私人笔记都是东林党写的，党同伐异的情况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可信度非常不高。卢象升，沦为了东林党党同伐异的工具。
最后，卢象升也不能说完全打不过清军，在北京，土城，庆都也打了一些胜仗，据说还有斩首，可信度未知。在栾城，击毙2个满洲八旗军官，这个是在《八旗通志》里记载的，可信度没问题。贾庄之战一开始卢象升还是打赢了的，后来被包围了，卢象升突围战死的。
卢象升最值得称道的对清战绩，是崇祯十一年三月份皇太极率三万清军逼近宣府边境，威逼明朝议和，抚赏，互市，卢象升坚决反对，在奏疏上说“插卜可赏，东奴必不可赏”《卢象升疏牍》。卢象升在宣大边境做出严密防御，皇太极等了二十几天觉得占不到便宜就走了。这是明朝唯一一次把后金军拦在长城外。
崇祯因为这事，授予卢象升兵部尚书衔。
卢象升这种战绩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军事能力还有战绩都不如洪承畴，洪承畴才是崇祯朝最顶级的军事天才，松锦击毙八旗将佐41人，打的满洲八旗无数将领临阵脱逃，如果不是因为投敌，他完全可以和李定国，郑成功相提并论。另外，大凌河之战的张春，客观条件和贾庄之战的卢象升差不多，但是张春击毙八旗将佐10人左右，这个也是要强过卢象升的。只是张春就一小官出身，没人包装，要是有人包装也是一个民族英雄
201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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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AnlKnm
知乎用户AnlKnm
天山剑客
卢督战绩不行，洪承畴战绩好的原因，你忽略了兵的质量和数量这一点。卢督的兵都是自己招的和调遣的一部分关内军队，但就是这样，指挥一部边军（祖宽）都差点打的闯王高迎祥自闭了。终其一生，也没指挥过几只能战的军队。但洪承畴松锦会战，是崇祯集明最后的一点儿精锐给洪承畴去打的[捂脸]这要再打不好，说不过去了
201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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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哒
呵呵哒
一，你对卢象升兵力的计算是错误的，那纯粹只是纸面上的数据。

1、刘光祚所部并没有加入卢象升，“其冬，畿辅有警，驰还镇。大清兵薄保定，以光祚坚守，不攻而去。光祚寻从总督孙传庭南下。”刘光祚当时在守保定，后面跟着孙传庭走的，刘光祚部只是纸面上出现在卢象升手下。

2、蓟镇兵我没有找到在卢象升军中，或者跟随卢象升作战的纪录，很可能也是只是在纸面上拨给了卢象升，后面由于其他原因没加入。“阳和、宣、大、山西原调二万五千，再加蓟、保二镇，方合四万之数。”除去阳和、宣大、山西2.5w，保定3千5，蓟镇兵应该数量过万，这个规模最次最次也要有个总兵或者更高规格的官员来带，结果却没有纪录。先是清兵入关时，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其后蓟镇相关的高官出场纪录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同日弃市。”这本身问题就不小，所以蓟镇兵很可能只是纸面调拨了一下，实际可能因为其他地方告急，或者蓟镇残破需要重整，并没有调给卢象升。

3、所以卢象升当时可能的军力应该只有“阳和、宣、大、山西原调二万五千”。



二，卢象升所部多次被分兵

1、卢高分兵。卢象升原来督天下援兵，后面“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升，关、宁诸路属起潜。”我前面说了，卢象升所部最多只可能有“阳和、宣、大、山西原调二万五千”。

2、陈新甲分兵。六月卢象升父亲去世，杨嗣昌推荐陈新甲夺情替代卢象升，总督宣大。“新甲亦至昌平，象升分兵与之。”代替卢象升总督宣大的陈新甲从卢象升手里分兵走了，数量多少不清楚，不过肯定要几千号人，大同巡抚标营也可能在内。大战当头，可能杨嗣昌忘了卢象升已经起复了吧。

3、刘宇亮总督天下援兵。“时大清兵深入，帝忧甚，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乃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镇勤王兵皆属焉。”各镇勤王兵归属刘宇亮管。

4、王朴军撤军。“俄又以云、晋警，趣出关，王朴径引兵去。”走在半路，突然山西告警，王朴带领所部走了，你说这巧不巧？这里王朴应该是收到了朝廷的命令，不然战后砍了那么多脑袋，怎么可能不砍到擅自逃跑的王朴头上？王朴跟山西巡抚所部基本可以肯定都跑了。这么就可能只剩杨国柱部、虎大威部、李重镇部。

加上各次作战的损耗，督粮的，就算是按2.5万人来算，卢象升部当时也已经不到万人了。如果是按2万人来算，那基本就跟卢象升所说的“疲卒五千”相符。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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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寶
泰寶
依据《阳文弱先生集》的〈覆卢督塘报军情疏〉，卢象升、王朴分兵是前线自行决定，杨嗣昌得知后要求尽快合兵“今侦探未确，烽未出关，遽遣云帅王朴前去，已属非宜……姑念该督有文，且行间将士亦能鼓勇奋发，合责王朴星速入关，仍赴该督合营痛剿，狂氛果合折出山西，即从后紧促，不必前抄亦可也”。

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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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蓟镇保定兵确实没有南下真定，但是卢象升在北京，保定附近作战的时候保定兵确实归卢象升管。杨嗣昌把保定蓟镇兵分给了卢象升，但是后面确实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南下，不过并没有证据是杨嗣昌不让他们南下的。陈新甲和王朴的事我后续会更新。王朴+杨国柱+李重镇一共19000，虎大威5000，一共是24000人。《杨嗣昌集》里面有“王朴提劲兵八千”的说法，那么剩下的是16000人。另外陈新甲来担任宣大总督，那么卢象升需要把宣大总督标营分一部分给卢象升，《卢象升疏牍》里面说标营总人数为7000，具体分给陈新甲多少不清楚。后来杨嗣昌在奏疏中说卢象升统兵一万两千，王朴在的时候说两万兵在城下，可见王朴去倒马关后，卢象升兵力应该在一万两千。至于5000疲卒就是私人笔记的说法了，并没有哪一个第一手的塘报奏疏说卢象升只有5000人。另外，满清方面的一手史料《盛京满文清军战报》说卢象升“马兵一万，步兵两万”，虽然肯定是夸张，但是和5000差别太大，12000还能靠谱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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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元 Capo
曹天元 C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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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的情报问题非常非常地大。

仅以获鹿之役为例，此战有很详细的资料可参考（可搜“李九华+获鹿”）。简单而言，李九华当时是明井陉兵备道，驻地在获鹿。清兵入关后，他被调到定州防守，获鹿无兵无将，仅只得委托其妻代为防御。十一月二十二，清兵攻获鹿，其妻与妾张氏招募民兵守城，并遣生员魏知策紧急求救。当时卢象升就驻扎真定，离获鹿不到五十里，竟丝毫不知，按盛京满文战报，他也曾派人几次去探查获鹿是否被攻，但都被清兵截杀。因此，卢象升竟然从头到尾都不相信清兵就在获鹿，离自己近在咫尺。按杨嗣昌《复真按再报失陷城池疏》，后来李九华本人亲自去求援，乃至“跪泣”，卢象升始终“不应”。他并不是不敢不想打，是根本不知道清兵究竟在哪里。因为十一月二十八号，他居然还相信清兵已经从固关而出，于是把王朴派出倒马关追击，这简直匪夷所思。当时清兵已经围攻获鹿七日，而一切就发生在离他不到五十里的地方。二十九日，获鹿陷落，李九华之妻妾并全家数十人死节，卢象升除了把王朴派到毫不相关的西边方向，本人在真定始终一动未动。按这个表现，崇祯说他“侦探不明，调度无方”，真不算冤枉了他。

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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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清军进入山西这个假情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两天会更新文章，专门讲讲这件事，还希望Capo大大来看看。另外我觉得卢象升搞不清楚离自己50里的获鹿的军情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明清史料》甲编里面山东巡抚颜继祖派的哨探一路深入到广平府的巨鹿，鸡泽，威县，曲周并打听清楚了大量清军的动向，而颜继祖本人远在几百里外的德州。而且颜继祖哨探侦探到巨鹿威县这些地方的时候，清军东西两路会师，全部主力都在那里，而且当时“奴贼哨马遍地都是”，但是颜继祖的哨探还是侦查到了清军主力的动向；而《盛京满文清军战报》中记载，围攻获鹿的只有“叶臣旗”和另一个蒙古八旗，“叶臣旗”是镶红旗。所以颜继祖无论是侦探距离还是侦查难度都远远大于卢象升，而且按理说卢象升军事能力肯定强于颜继祖，宣大边军的战斗力肯定在山东巡抚标营之上，颜继祖都能侦查到，卢象升竟然不能，简直匪夷所思。
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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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元 Capo
曹天元 C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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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按明档，卢象升也知道“贼过真保，哨马已过获鹿井陉”，但他一直认为清军“要走山西出口”。攻获鹿的是镶红旗（古木即固穆，镶红旗蒙古固山），按八旗行军方位，则其西边必然还有镶蓝旗（费扬古旗），应该是这支部队让卢象升一直觉得清军要去山西。另外东边还有正红、正黄二旗（杜雷和谭泰二旗），这两旗应该是一直盯着卢部主力的，后来在贾庄实际进攻卢象升的就是这两个旗。说到底明军战斗力也差，卢象升带着一万二兵马面对清军入关兵力的四分之一，就落得全军覆没。

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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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
红叶

算兵力这里有点主观了，明末各地部队编制大多不会是纸面上那样齐装满员的，与其说三万一误抄成二万一，不如说是缺编所致更合理一点，虽然这也是猜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意
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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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关键问题是吧，前面的兵力总数加一起就是三万一，后面却说是两万一，这是加法的问题，明显是抄错了。杨嗣昌既然前面按照定额，后面也会按照定额，没有说前后不一致的
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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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
海星
没办法，崇祯是亡国之君，只能将屎盆子往他身上扣。崇祯冤啊。
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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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真正导致明朝灭亡的是就是这些大臣组成的利益集团，这几天我会更新下这篇文章，你会看到到底谁害死了卢象升，这个人为明朝灭亡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的文章会逐步讲到他对大清入主中原做出了多大贡献
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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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ui
jinrui
天山剑客
赞，就喜欢这种用干货打人脸的文章。

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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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哒
呵呵哒
杨嗣昌不是为了议和去弄死卢象升的，而是谁不让我舒服，我就不让谁舒服。

1、杨廷麟 杨廷麟吐槽了杨嗣昌，杨嗣昌就整杨廷麟，“时兵部尚书杨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你不是挺能耐吗？送你上前线去。



2、孙传庭 孙传庭当初吐槽过杨嗣昌的“四正六隅”方略，杨嗣昌就很不爽，“会诸抚报募兵及额，传庭疏独不至。嗣昌言军法不行于秦，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传庭两奉诏进秩，当加部衔，嗣昌抑弗奏。”传庭两次应当升官加衔，都被杨嗣昌压下来了。“十一年春，贼破汉阴、石泉，则坐传庭失援，削其所加秩。”崇祯十一年春，可算逮住机会了。

“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捷闻，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传庭部衔。嗣昌仍格不奏。”孙传庭崇祯十一年春大败农民军，崇祯大喜下令加孙传庭部衔，杨嗣昌还是不给申报。

孙传庭、洪承畴十月就被要求入京了，“十月，京师戒严，召传庭及承畴入卫，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赐剑。”然后由于孙传庭跟杨嗣昌不和，跟高起潜关系也不好，“降旨切责，不得朝京师。”洪承畴的待遇则是“郊劳，且命陛见。”后面由于其他冲突，孙传庭跟杨嗣昌冲突，心中郁郁，耳聋了。

后来孙传庭因为跟杨嗣昌的其他冲突，一怒之下，“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儁核真伪，一俊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儁狱。”就这样孙传庭在牢里坐了三年。



3、方孔炤 “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炤，逮下诏狱。”敢跟我不对付，下诏狱去吧。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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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1.这些资料都是来自清修明史，那是N手史料，而且来自党同伐异的私人笔记，基本没什么第一手的奏疏塘报题本，可信度很成问题。既然涉及到孙传庭，那么怎么也得拿《孙传庭疏牍》作为佐证才可信。2.杨嗣昌害死卢象升从行动上不存在，我说过卢高分兵是因为清军分兵两路南下，而不是为了谋害卢象升。陈新甲是为了护陵，再说让他当个光杆宣大总督标营一个没有实在说不过去吧？至于后来宣大总督陈新甲，大同巡抚叶廷桂，山西巡抚宋贤，大同总兵王朴，我后续更新。3.杨嗣昌和卢象升真实关系不错，卢象升没有坚决反对议和，杨嗣昌最后还挽留卢象升，这点我后续更新。最后说一句，研究明末历史，一定要看第一手的塘报奏疏题本这些，明史和其他私人笔记造假不要更严重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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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qiong dzhi
那只不过是《明史》的说法，明朝九边各镇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十八万吧。军队数量这种事你不能看明史和私人笔记，你得根据第一手的塘报奏疏统计。孙传庭接替的是卢象升的职位，卢象升多少军队，孙传庭就接手多少，再加上他自己的1500标营，临洮总兵曹变蛟，河南总兵左良玉还没到，再加上贾庄之战刚打完，宣大军损失很多，孙传庭能调度的军队不超过4万。何况贾庄之战后，宣府兵，山西兵，宣大总督标营兵都失散了，大同总兵王朴在山西。孙传庭身边只有他的1500标营，保定总兵刘光祚的1000人，还有吴襄几千人，不足一万。
孙传庭没少和鞑子交手，刚来真定就带1500标营击退包围真定的清军，打了场真定大捷。后面你看《孙传庭疏牍》就会发现很多孙传庭和后金的交战记录，最后在永平城外打了场伏击战还打赢了，《钦定八旗通志》记载孙传庭此战击毙满洲八旗将领3人。
至于所谓不敢交战，孙传庭在奏疏中说过，真定以南的城池多数都被攻破被洗劫了，粮食很难供应上。而且很多县城恨兵如仇，拒绝孙传庭的军队进城。刘宇亮作为内阁首辅，晋州官员照样敢不放他进城，不给他提供粮食。这种情况下贸然深入，很容易粮食不足。实际上卢象升也遇到了缺粮的问题，主要原因也是他经过的县城基本都是被攻破的，补给困难
20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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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正义
苍白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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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是被刺而死
“宣大总督卢象升帅师勤王，保定府贾庄为奸人刺死，物议纷纷。谓其亡有随营打点，旗尉俞希龙下东厂，太监王之心鞫。希龙极称其忠勇有谋略，资为刺客所中，手书遗嘱而死。之心以为诳，严刑披拷，身无完肤，乃仰天叹曰：‘国家若负卢公，再无忠臣矣。’言毕而死。”
20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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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无羡
魏无羡
果然是万事皆可东林党啊、上一次看见有人说杨鹤是东林党所以杨嗣昌也是东林党、现在又来一个杨嗣昌不是东林党、卢象升是东林党、所以文官都要黑杨嗣昌[赞同][赞同][赞同]果然是万事皆可东林党
202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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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凉一梦
薄凉一梦
[飙泪笑]这个明末就有看法。



夏允彝：

““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胜耳，此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之矣。”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



张岱：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快捷方式；其党败，则为元佑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乃欲拥戴东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然后黄宗羲恶心玩意为了抢夺历史话语权，派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和得意门生万斯同等人帮助满清编辑《明史》。朱彝尊就指出：攻东林者，殉国之难，人所共知，终以为伪。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

202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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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正义
苍白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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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遗录》：卢象升于保定府，为刺客所杀。《杨嗣昌集》卢象升于保定府遇刺所害。《烈皇小识》以及其他遗民的记载都是被刺客谋杀。
201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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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海星
贾庄之战时，卢象升身边只有宣大军。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刺杀卢象升的人，必然在宣大军中。
至于是谁，不好判断。因为宣大有一个官僚晋商集团，主导晋商资敌，就是范永斗他们在张家口同后金的贸易。陈新甲，宣大总督，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人，他害死卢象升就是为了让后金抢个够，他手下的晋商好捞更多钱。另外卢象升可能知道一些晋商资敌的内幕，陈新甲也是想灭口。害死卢象升的这个人，也应该是出于相同的动机。
宣大那么多当地官员通敌，那么宣大军，至少是一部分，特别是靠近张家口的宣府军，通敌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身边枪杆子不握在手里，通敌卖国晚上能睡着觉？
我刚写了一个“明末晋商是汉奸”的回答，建议你看看那个回答，你就明白了。
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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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剑客
天山剑客
作者
海星
基本上百分之百了解。督标营就是保护总督的，李重镇肯定在卢象升身边，卢象升是战死还是被刺死他肯定知道。战后杨国柱虎大威没事，李重镇掉了脑袋，可能就是为了灭口

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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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沅江杨阁老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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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回答#热议# 上班途中天气原因受伤算工伤吗？
supertomcruise
推荐于2016-12-02 · TA获得超过205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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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江杨阁老是沅江赤山岛上最南端一个乡，撤区并乡后并入沅江市新湾镇。因明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葬于此地而得名。
　　杨嗣昌（1588——1641）中国明末重臣。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我们洞庭湖区的湖南常德）人。万历、天启两朝，历官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等。崇祯元年（1628），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守霸州。七年，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山西军务。当时，中原饥荒，农民军蜂起，杨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划，帝异其才。十年至京，深受崇祯帝信任，所奏请无不听。曾奏请增兵12万、增征剿饷、团练壮丁，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术，企图以剿抚兼行的策略扑灭农民起义军。但在李自成起义军的抗击下，其计划被粉碎。十一年，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该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今湖北谷城）再起。朝廷特命杨嗣昌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赴湖广、陕、川指挥围剿张献忠等农民军，大败张献忠。时多支农民军皆集于四川，杨嗣昌认为川地扼塞，如官军四面合围，可尽扑灭，遂入川。但官军内部矛盾重重，而杨嗣昌本人经常贻误战机，故农民军得以从容作战，声势益盛。十四年初，李自成军乘机攻陷洛阳，而张献忠以轻骑出川奇袭襄阳，朝野震惊。杨嗣昌忧惧交加，旧病复发，遂畏罪自杀（有说多日不食而死），死后最初葬在当时的汉寿县兔子哨，如今属沅江市西北十多公里的新湾镇丽园村月形组。这里是洞庭湖中心赤山岛最南端的一个山头，（曾经是杨阁老公社的蠡园大队月形山小队。）山是一个半园形山岛，从上而下象半边月弯着伸向湖中，与从下而上的半园形湖汊形成一个"太极图"似的地形。这月形山当时森林茂密，还长有七棵参天大樟树，杨嗣昌的墓就葬在大树中间，人们俗称"七星伴月"。这里紧靠洞庭湖的水路要道，是沅水入洞庭主要航道的重要"拐点"，是长沙与常德之间的水路必经之地，是西洞庭与南洞庭、东洞庭之间的要塞。凡过往的船只经过这里，老远就能看到参天大樟树，人们划船以大树为标示，就像用手对着树作揖打拱；每到傍晚时候不早，或刮风下雨，过往的船只必定要在月形山下的湖汊过夜。所以这里是号称"日有千人拱掌，夜有万盏明灯"的宝地。杨嗣昌是常德人，他是明末的重臣，曾为太子太傅，都敬称其为"杨阁老"。他生前经常来往经过此地，据说选择在月形山作墓地，是他自己的主张。自月形山上葬着杨嗣昌的墓，山下天然湖汊成了避风港湾，停靠的船越来越多，湖汊的右岸年长日久逐步形成了一个集镇，这个镇因"杨阁老墓"有名，久而久之就叫"杨阁老"镇了，原来的老地名"兔子哨"，后人都不知道了。（杨阁老古镇自1952年涨大水淹没以来，由于湖场的变化，逐步沉入水中，现在该镇已不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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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访古——范蠡庙和阁老墓
关键词：赤山　　　　 我要发布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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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自古属龙阳（今汉寿）管辖，1955年调整县界划归沅江，但其文化风情之根仍在汉寿，仍在常德。
　　而今的赤山，林葱果艳，点缀在树丛中的新楼，显示了当地的变化和小康水平。我们在沅江市有关部门同志和当地村民的热情帮助下，经过一天的穿花串柳，终于目睹了千年传闻的发源地——“范蠡庙”和远近闻名的“阁老墓”。

范蠡庙

　　范蠡庙，即蠡山庙。《龙阳县志·庙坛篇》载：“蠡山庙，在县东赤山，祀越相范蠡，故称范蠡庙。”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吴王夫差领兵打败了越国，并把越王勾践囚禁为奴。越国名将范蠡为了复兴越国，忍辱负重，随同越王前往吴国，在极端危险和困苦的条件下，为越国的重振出谋献策，劝越王卧薪尝胆，广集人才，经过近20年艰苦奋斗，重振旗鼓，一举击败了吴国，范蠡是当之无愧的最大功臣。可是，正当越王大庆胜利，大封功臣时，范蠡却不辞而别。他认为和君王为伴，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带着爱妻——大美人西施在云游五湖以后，选择在洞庭湖中的赤山岛长期隐居，后来便把赤山称为“蠡山”，把邻近的洞庭湖称为“蠡湖”（即现在的目平湖），流传至今。

　　范蠡隐居赤山的传闻，不但民间有说，而且史志有载，实地有存，遗迹犹在。《龙阳县志》“山川”篇载：“赤山，县东一百里，跨沅江。其源为赤沙，故名赤山，唐天宝年中改为蠡山，山有范蠡庙”《一统志·注》引《寰宇记》：“范蠡游此，故名”。唐朝诗人牟融有“过蠡湖”诗：“东湖烟水浩漫漫，湘浦秋声入夜寒。则谓沅江之蠡湖也。”唐朝诗圣杜甫的“咏蠡庙”诗中也有“殿角插入赤沙湖”之句。《龙阳县志》艺文篇刊载了历代诗人杨宣、吴珍、罗时升、刘昌臣、陈一揆、王为恒、周宗法等多人游蠡庙，过蠡湖的诗篇。杨宣的“蠡山庙”写道“游遍江湖到赤山，波遂四境隔尘寰，身居宇宙清虚外，栋倚烟霞紫翠间。富累千金争似隐，功高一世不如闲。千年庙祀崇余韵，企仰高风杳莫攀”。吴珍的“蠡山遗庙”写道“相越功成即弃业，五湖风月一舟轻。全身自得鸱夷趣，富产还闻猗氏名。长颈昔甘同患难，细腰岂爱共轻盈。赤山庙貌崇明哲，千载何人与抗衡。”

　　蠡山庙，坐落在现沅江市南嘴镇赤山西汊的湖中（岛中岛，湖中岛）的一个小岛上，人称“蠡公岛”，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虽然有些漏水，但还是冒险过了河，全岛面积不过30来亩，山顶高出水面40来米，满山苍林翠竹，奇花异草。山上有范蠡庙、娘子庙（西施庙），范蠡与西施合葬墓等遗迹。山周有蠡公湖、胭脂湖。蠡公湖为范蠡划船游玩的湖面，胭脂湖为西施沐浴、梳妆的地方，因胭脂水落入湖中而名。今有梳妆台、玉簪岛、裙边崖、霞披等地名。

　　范蠡隐居的这块地方果然是人间仙境，湖水碧波荡漾，有的清彻见底，有的绿草如茵，水中鱼虾成群；四周茶山叠翠，橘岭垂金，山岛相依，水崖相霎，岸芷汀兰，风清雾淡，鸥舞莺啼……遗憾的是当年的“蠡庙”已不复存在，现在的“蠡庙”系一富户私家修建，既是“蠡庙”，又是住房，（山上仅有此户人家），也没有范蠡、西施的雕像和文物陈列，只是从庙屋当中的后面挖了一个十几米长的山洞通向水边，洞的中间有几处方间，说是范蠡当年就隐居在此洞中，还临湖环山修造了一条仿古览胜观光长廊，青瓦红栏，有点古香古色，人们可以在长廊里欣赏湖光山色，唱歌跳舞，垂钓钓鱼，下棋玩牌，但由于宣传不够，不但外地人不知道此地，就连沅江市的人也搞不清楚，怎能吸引游人呢？不过当地村民说这处景点一定会很快开发出来的，让时人能够品味这处人文胜迹的余韵。

　　诗曰：

　　岚影葱山鱼鸟腾，如烟往事化灰尘。

　　美人芳草芷兰酒，醉看千帆过洞庭。

　　阁老墓

　　赤山南端的杨阁老之所以远近闻名，就是因为这里有座“阁老墓”。“阁老”指的明朝末年曾任内阁重臣的杨嗣昌。

　　杨嗣昌，武陵（今常德）人，他的宅第就在常德市区大西门附近。杨自幼聪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年仅23岁就考中了进士，当了太子太傅，崇祯继位后，先后担任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后来授“尚方宝剑”，督军三军，办事公道，为官清廉。晚年，由于他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失利，连失襄阳、洛阳等重镇，自愧有责，自愧有罪，在荆州市拒不进食，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初一去逝，年仅54岁。迫于当时形势，家人没有将他的遗体运回老家常德，而是将他安葬在他亲家——袁鲸的祖山——赤山南端的兔子嘴。

　　我们这次寻访阁老墓，虽然有沅江市的同志伴同，但他们只知道大体方向，弄不清具体位置，于是又请了一名当地人引路，我们的汽车在弯曲的山间小道上左弯右拐了好一会，才在一片橘林中停下。带路的人说，杨墓就在前面不远，车不能走，只能步行。我们又在橘林里穿行了一段路，走到一个离湖水只有10多米远的山嘴上，这里荆棘丛生，带路的人说这里就是杨墓，但左看右见，一未见坟，二未见碑，幸喜我们的司机在停车的地方请来了另外一个当地村民，叫刘宗辉，他说他父亲刘富喜，爷爷刘跃南都是杨家的看墓人，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阁老墓”。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沅江市新湾镇雨园村的月形山组。

　　现在的“阁老墓”，简单得就是一堆土和一块碑，与“阁老”地位很不相称。石碑上刻写“明太子太傅大学士杨公之墓”，落款是“山松袁恭人农耆考农考立。中华民国二十四”。墓葬座北朝南，座山朝湖，依山伴水，山势成龙形，坟墓正值龙的中间，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当地有“葬龙头出天子，葬龙尾出霸主，中央一葬阁老宰相”的说法。

　　据看墓人刘宗辉说：听祖辈人讲，原来的杨墓，封土堆高4米多，周边用花岗岩砌筑，墓碑高3米，墓后有一月形墓枕，墓前还有一些石雕石刻。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张献忠率农民军从益阳进入龙阳后，首先就是报复战场的老对手杨嗣昌，挖毁了杨家七代坟墓，焚烧了杨嗣昌夫妻的棺材和尸体，并追杀杨家子孙后代。因此，现在的杨墓是后来重修的，为防止再遭劫难，重修后没有立碑，现在的石碑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立的。

　　刘宗辉还说，杨家的后代现在有几十人，一个第二十四代孙现住南县茅草街，2006年还来扫过墓，其余大多散住国外，有的还是知名人物。当地政府正在组织修建从经过赤山的国道线至杨墓的公路，并重修杨墓，让沉睡了几百年的“阁老墓”重开笑颜。

　　诗曰：

　　黄土荒茔野草生，洞庭化泪寄长吟。

　　青山有幸埋忠骨，风雨无情遗阁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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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西施隐居洞庭湖之谜｜逸闻
文史博览2021-01-29
2000多年来，范蠡帮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后，到底隐居何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有很多种，其中，在洞庭湖区就广泛流传着范蠡、西施隐居赤山岛的故事,而且自唐代起，洞庭湖中心的赤山岛就更名为蠡山岛。这些传说是否真实可信呢？笔者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查阅史料并结合近年来洞庭湖区出土文物，认为范蠡、西施隐居湖南沅江洞庭湖赤山岛是真实可信的。

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人。曾辅佐越王勾践20余年，奋发图强，灭亡吴国，开创了越国的霸业。勾践二十四年（前473）兴越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关于范蠡身退何往？历史文献中有迥然不同的两种记载：

左丘明的《国语》说，范蠡“逐浮于五湖，不知所踪”。

司马迁的《史记》说，范蠡“北上齐、宋从商十九年，累赀千万，号陶朱公，后终老于陶”（今在何地，说法不一，一说山东肥城陶山）。

到底哪一个说法可靠？我们知道，《国语》的作者左丘明是春秋时期人，所以《国语》记载范蠡在时间上是最早的，而且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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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像

《史记》虽然是千古名著，但与《国语》相比，晚隔了几百年，记载此事的可靠性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仔细思考与认真分析。比如东汉的赵晔，他是越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吴越春秋》的作者。他编撰该书时，基本上还是采用了《国语》的说法。说当时越国地区流传范蠡助勾践兴越灭吴后“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由此可看出，赵晔的说法是谨慎的，他的观点是根据当时自己的家乡越地的流传提出的。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成功那年，是勾践二十四年。史料载“勾践灭吴后，以兵北渡淮，会齐、晋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主’”。照这种情况，按常理，范蠡不可能在刚刚离开勾践，又立马“北上齐、宋从商”。因为，那时的江北齐、宋，正好是勾践称霸用兵征战之地。范蠡原本是勾践高层军事决策成员，早就知道勾践称霸用兵的战略计划，他决不可能自投罗网，因为那么做不是去隐居，那是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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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像

更何况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后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又说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在范蠡是“浮海”，还是“浮于江湖”的隐退路线问题上，《史记》自身的记述就很矛盾，何况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指南针”， 范蠡不可能具有航海技术，驾船逃往齐、宋。所以，司马迁记述这件事实的准确性，值得商榷。

还有资料说范蠡不是北上齐、宋，而是隐居到了江苏太湖一带。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太湖一带本来就是吴、越中心区域，本身就是勾践的政治中心和势力范围，范蠡应该不会选择在这样危险的地方隐退。否则，那就不叫隐居了。

应该说“浮于五湖，不知所踪”，恰恰证明范蠡的谋略十分高明。所以，左丘明和赵晔的描述才是客观正确的。

那么，范蠡西施激流勇退，到哪里隐居去了呢？

因范蠡隐居而改地名

自唐代起，洞庭湖区的人们就开始公开纪念范蠡了，唐嗣圣元年（684）就有人在赤山岛上建庙祭祀范蠡、西施。唐天宝六年（747）沅江县将洞庭湖中的赤山岛改称“蠡山岛”，把赤山岛上最高的山峰称为“安子岭”（意思是安顿好范子居住的山岭）；把最早祭祀范蠡的寺庙称“大安寺”，意为居住很安全的寺庙；把范蠡研究养殖鲤鱼，编写《养鱼经》的地方称为“鲤鱼塘”；西施把与家乡相似的地方称为“西村、东村”；范蠡把最早祭祀伍子胥的山嘴称“伍家嘴”；西施把种植苎麻的山称“苎萝山”；范蠡和西施把曾长期居住的村落叫“蠡施村”，把村口的一个湖称“蠡公湖”，湖边有一巨石，是西施浣洗麻纱的“浣纱石”；村口的对面是“剑影山”；蠡公湖是蠡山岛上的湖，也可称是洞庭湖中的湖；在这湖的北边有一小山称“探花山”，据说范蠡、西施就埋葬在这山上；山的南边即蠡公湖中有一个很小的岛称“香炉山”，这香炉山就是长年祭祀他们墓前的香炉。在当地一直流传“剑影长存吴越气，香炉永祭蠡施魂”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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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

江苏太湖边也流传，范蠡到洞庭湖隐居了。太湖人把自己家乡太湖边的山，改称为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还说“范蠡隐居在太湖的洞庭山上……说太湖洞庭山上有个洞很深……最后洞没有了，还有一条缝隙叫地脉直通洞庭湖”。这传说反过来证明“范蠡、西施是真正到洞庭湖隐居了”。

这个史实，是中央美院教授钱绍武讲给笔者听的。钱绍武教授老家是太湖无锡，在没有到洞庭湖区来之前，一直认为范蠡隐居在他们的老家太湖无锡。2001年2月8日，钱绍武来到洞庭湖，亲自到沅江的赤山岛考察了蠡施村、蠡公湖和伍家嘴等地。考察一番之后，他说家乡太湖的人也改了很多地名，讲了太湖洞庭山的故事，他说这反而证实了范蠡确实是隐居在沅江的赤山岛了。

“范蠡树”是铁的佐证

“范蠡带着西施回楚地洞庭湖中的赤山岛隐居了”，这是最可能的事实。洞庭湖区的人们都认为，范蠡来楚地隐居了。勾践二十四年，越王灭吴，第二年范蠡、西施就顺长江而上，到洞庭湖中心的赤山岛隐居。到洞庭湖后，他们在山岛中部的芭蕉村种下了一棵香樟树，作为他们隐居与情感的纪念。2000多年来，虽然历经世代沧桑变迁，此树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从宋代起，樟树的第一分枝处长出了一株蜡树，后来人们称为“樟生蜡”。此树已有2500多年的树龄，一直枝繁叶茂，为洞庭湖中蠡山岛的一处绝景。湖区人一直视它为范蠡西施隐居山岛的铁证。

绍兴与沅江因范蠡结缘

春秋战国时期绍兴为越地，范蠡曾在那里为官，后来的越人把绍兴称为“蠡城”，如今的绍兴街上还立有大型照壁墙，上面书写着“蠡城之光”四个大字。绍兴人认为范蠡隐居到了沅江，死在沅江，埋在沅江，听说绍兴还有古籍记载这方面的故事。

因为这个缘故，1988年绍兴县与沅江县（同年7月，撤县设市）还结为友好县。那时笔者刚当副县长一年，当时沅江连续几年苎麻全面丰收，麻纺工业也兴旺发达。绍兴县派人来沅江引种和购买优质苎麻，沅江县政府派副县长粟长才和几位干部去绍兴，跟班学习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那年笔者曾应邀考察了绍兴县，绍兴县的副书记顾凌菊也应邀考察了我们沅江。在交流时我们共同谈起，绍兴县的县城叫“蠡城”，沅江县的赤山叫“蠡山”，这是春秋先贤范蠡给牵的线，是我们两地的一种历史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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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与蠡山考
文山书院 2011-03-10   |  571阅读  |  5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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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与蠡山考
2010-08-02
       

　　唐朝人惠实撰《蠡山庙碑记》载，春秋时期，越相范蠡佐勾践灭吴后，深知难与勾践处乐，恐遭狗烹弓藏之祸，遂离开勾践，携美人西施漫游于五湖，并到了洞庭湖之鄙——赤山，见赤山风景优美，便住了下来。可是另一个唐朝人却否定此说，他认定范蠡没有到过赤山，只有神（指魂魄）到了赤山，说什么一个自称五陵娘子的少妇托梦于赤山土人，要赤山人建庙祭越相，保地方风调雨顺、居民平安等。这么说来，到底是范蠡人到了赤山还是范蠡之魂来了赤山，真有探究之必要了。

　　范蠡到过赤山，历代史书中均无记载，囿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更何况是一个隐匿之臣；有关他的足迹，传播的途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传说。传说分口头与书面传说两种，口头传说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书面传说就是所谓的野史及其它的文字记述。

　　范蠡灭吴后，携西施遨游五湖之说，比较普遍地被人们接受。不过在五湖的认识上有些分歧。我们认为“五湖”一词是个概数，事实上，蠡、施绝对不可能天天坐在船上、游在湖里，总会在陆地上走走看看。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只有马拉车、人拉车两种。每遇风景佳处或大风大浪之时，弃船上岸是很自然的事。“泛舟五湖”应理解为游山玩水。他们的行踪，也就只有传说了。有人说传说不可靠。我们不否认有些传说确实不可靠，像《蠡山庙记》中的记述，什么五陵娘子托梦建庙之说，显然有些牵强。传说的真实与否，主要看传说的来源与传述的内容。我们不妨翻开唐人陈庶写的《蠡山庙碑记》读读：“庙在六国后置，靡究厥始，至皇朝天宝六载，有勅封表……”这里非常明白地说清了赤山建蠡庙在六国就有了意图，也等于说范蠡到赤山的传说，至少起到六国后。再说“至皇朝天宝六载，有勅封表”。说明建范蠡庙于赤山是经过当时皇上钦定的。不是赤山土人得了什么梦而做的事。一九四九年，沅江刚解放时，刘仲云老师到了“大安寺”即“范蠡庙”，看到了神位香案的上方有一匾，上有八个大字“唐朝勅封，永镇赤山”。这块匾不管是唐朝原制品，还是以后朝代的复制品，都足以证明范蠡来赤山，是唐代乃至自唐以前就一直代代相传。唐朝对范蠡到赤山来，除了建庙勅封和祭祀外，还有一大举措，即唐人写的《蠡山庙状》一文的记述：“天宝六载，巡使肖子宝改山与神同名”。赤山又名蠡山，原来是唐朝巡使肖子宝改的，山名一改，赤山的居民，争相称自己的家乡为南蠡、北蠡、丽蠡、蠡云。连蠡庙前的湖（现在的目平湖）也改称蠡湖了。相传范蠡与西施定居的村子，便直呼蠡施村。巡使肖子宝为赤山更改山名，不是心血来潮，信口开河，而是根据其巡察的结果，弄清了范蠡与赤山的渊源决定的。如果肖子宝没有切切实实的弄清楚范蠡是否来过赤山而轻易更改，人们是不会应允的，即便惧怕肖的权势一时认可了，也不会长期存在。清代周宗法有诗云“扁舟若未来南国，一水如何属越人”。所以，我们认为：地名的更改，是范蠡到过赤山的有力佐证。自唐以后很多文人学士前来察访蠡庙，有专程来的、也有路过的，如唐代的大诗人宋之问，过洞庭时，曾舟泊赤山；还有明代的杨宣、罗时升，清代的拔贡湘乡人彭兴复、刘昌成等，都有到过赤山的记载。他们来后，必游蠡庙，而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句。在诗里，有的表达了对范相品德的崇敬，如明代杨宣的诗：“富累千金争似隐，功高一世不如闲，千年庙祀崇余羡，企仰高风杳莫攀”。有的表达了对越相高风的敬仰之情，如唐代的宋之问诗云：“要使功成退，徒劳越大夫”。有的描绘了赤山的景色，侧面道出了范蠡留住赤山的根本原因，如：“阴森古木当年树，寂寞荒祠乱后僧。影到波光疑日照，峰吞岚色俨霞蒸”。以上这些诗句，都认定了范蠡来过赤山。



来源：《湖南地方志》2010年第3期湖湘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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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卢象升之死有多冤，千万别信杨嗣昌一家子的话， 杨大人冤枉人的水平比秦桧还高
冷兵器研究所 2020-08-12   |  373阅读  |  5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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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猛男卢象升的阵亡是晚明一个著名冤案，这个冤案谁的资料都能看，就是杨嗣昌的说法最不能信。因为杨嗣昌就是案件的当事人之一，还是特别恶劣的那种，信他的说法好比全盘接受秦桧冤枉岳飞，和听纳粹谈论犹太人没有两样。




杨嗣昌和卢象升因为满清议和问题结缘，双方的恩怨已经到了丢手套决斗的地步。卢象升已经直接说出了“公等坚意言抚，独不闻城下之盟，《春秋》之耻乎？且某叨剑印，长安口舌如风，倘唯唯从义，袁崇焕之祸立至”的狠话，杨嗣昌也不示弱，硬挺着脖子回答说“公直以尚方剑加吾颈耶？”（你丫有本事就真砍了我”）。如果这是在同时代的法兰西，问题很好解决，卢象升直接和杨嗣昌两人PK就完了，死得绝对是杨嗣昌（或者杨嗣昌找哥们儿替自己出战）。问题是这是大明朝，杨嗣昌成了最后的赢家。




他的获胜非常卑鄙，那就是尽可能地破坏卢象升地作战计划。卢象升要发挥机动突击的特长，卢象升就找到崇祯皇帝背书，要求卢象升“徒戒勿浪战”。卢象升要求“各镇兵马，画疆策应”，做到防御“务使北骑进不能深入内陆，退不能回犯宣疆”，自己出兵和清军PK，依旧身兼兵部事务的杨嗣昌也是一百二十个不同意（虽然卢象升身上也一度有兵部尚书的职务，但大家都知道杨嗣昌才是话事人，他是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兵部负责人），这个计划只能作废。




明末撕逼讲究团战，陈新甲就是杨嗣昌最好的助手。陈新甲是确定无疑的杨嗣昌小弟，陈新甲在崇祯七年当过宣大巡抚和时任宣大总督的杨嗣昌关系密切。陈新甲要丁忧时，正是杨嗣昌出马让他留任，杨嗣昌甚至不惜和黄道周等君子翻脸也把他送上了兵部右侍郎的位置，卢象升出战时，正是杨嗣昌推荐陈新甲兼任宣大总督。而按照分工，宣、大、山西三路明军归属卢象升指挥，陈新甲利用山西有敌情的消息，轻而易举地将卢象升手中大量兵马拉走（他还兼任左都御史，可以弹劾王朴等人）。卢象升、陈新甲一伙说卢象升是中了埋伏，那么为何卢象升要头铁哪？因为卢象升不冲过去和敌人作战全军都要被饿死、逼死，这还是杨嗣昌们的功劳。




因为杨嗣昌们拖后腿，一代帝师孙承宗全家殉国，好面子的崇祯就天天逼着卢象升“莽一波”。杨嗣昌还伙同刘宇亮给河北巡抚张其平施压，“苞苴不行，门无私谒”的张巡府因此在军粮上克扣卢象升，造成了卢象升全军饿了七天。卢卢象升到河北各地求粮都碰壁，只有热心群众给了一些粮食才勉强过活。




在内有政敌扯后腿、全军粮食紧缺的前提下，卢象升就只能头铁和敌人血拼。但他阵亡后，杨嗣昌却不认卢象升的尸体，上演了大明版“皇帝的新装”。杨嗣昌故意派了三名挑选后的士卒复核卢象升的尸体，三人中的俞振龙却是说真话的“小孩”，他被杨嗣昌下狱鞭挞三日而死。卢象升阵亡成了无可辩解的事实后，杨嗣昌又威逼卢象升手下的千总杨国栋按照自己的心意写塘报，一面是位高权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真“大佬”，一面是早已战死的老上级，可杨国栋偏偏没有选择杨嗣昌，坚决不写卢象升逗留不进的话语，最后被杨嗣昌处以极刑。




“暴尸三日”已经是当时的酷刑，而杨嗣昌“公事公办”却让卢象升暴尸在外八十多天。杨嗣昌死后，他的儿子杨山松履行了孝子的义务，写了《孤儿吁天录》，还整理了老爹的文件弄出了《杨嗣昌集》。这本书是有很好的史学价值，但关系到老爹的声誉时，杨孝子就放飞自我，弄出了卢象升也同意议和的“书信”，全信就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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