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

admin · 发表于 2022-4-12 07: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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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6年），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孝宗朱佑樘之侄，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1521年5月27日 [79]  —1566年 [84]  在位），年号“嘉靖”。
正德二年（1507年），生于湖北安陆兴王府 [1]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驾崩，死后无嗣，其生母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2-3]  朱厚熜即位之初，通过大礼议逐步掌握皇权。在位早期，他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史称“嘉靖新政”。 [4]  后期崇信道教、宠信严嵩等人，导致朝政腐败。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中几乎死于宫女之手， [5]  此后长期不理朝政，迷信方士、浪费民力，最终激起民变。同时蒙古俺答汗长年寇边，甚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倭寇也侵略东南沿海。“南倭北虏”始终困扰着嘉靖一朝， [6-7]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朱厚熜于乾清宫去世，在位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2]  葬于北京十三陵之永陵。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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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朱厚熜别名万寿帝君号天池钓叟、雷轩、尧斋所处时代明朝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安陆州钟祥县（今湖北省钟祥市） [1] 出生日期1507年9月16日逝世日期1566年主要作品《送毛伯温》《敬一箴》《范浚心箴》《火警或问》等主要成就取得大礼议的胜利，推行嘉靖新政，抗击倭寇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年号嘉靖陵寝永陵
目录

朱厚熜人物生平编辑播报

朱厚熜早期经历
正德二年（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王府。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兴王朱祐杬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487年7月30日）受封兴王。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追封玉田伯）蒋斅的女儿。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朱祐樘将蒋氏御赐给兴王朱祐杬当王妃，并为他主持了大婚。 [8]  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1494年10月16日），兴王朱祐杬夫妇就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弘治十三年（1500年），朱祐杬长子朱厚熙出生，但五日后即殇。
朱厚熜幼时就聪敏过人，他父亲教他读诗几次后就能准确背诵。稍大以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如此，他父亲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熟悉了各种礼仪和规范。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519年7月13日），朱祐杬薨，享年四十四岁，得谥“献”，称兴献王，以亲王规制葬于钟祥市东北的松林山（嘉靖十年敕封为纯德山）。 [9]  年仅十二岁的朱厚熜袭为兴王，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接管王府。 [2]

朱厚熜议礼之争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10]

明世宗坐像轴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六（1521年4月22日），朝廷遣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奉内阁拟定的明武宗遗诏前往安陆兴王邸迎朱厚熜。 [3]  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京师。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礼臣建议朱厚熜尊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援引北宋程颐议濮王礼的先例向朱厚熜进言，朱厚熜不允。 [11]  根据朝廷礼官建议，请朱厚熜以皇太子的礼仪继承皇位。但朱厚熜并不接受，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求朱厚熜听从礼臣所出具的礼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朱厚熜不同意。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12]  明世宗入京后，初拟定年号为“绍治”，世宗未用，拟定年号为“嘉靖”。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 [79]  ，次年改元嘉靖。明世宗继位不久，即命礼臣一起商议兴献王的封号。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明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礼仪之争，史称“大礼议”。七月，进士张璁进言，请求明世宗“继统不继嗣”，请求尊崇生父，立兴献王庙于京师，明世宗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明世宗都不允许。明世宗不顾朝臣反对，于十月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慈孝献皇后为兴献后。 [13]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明世宗命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 [14]  此事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明世宗的胜利最终结束。 [15]

朱厚熜力革时弊
明世宗继位，就厘清明武宗在位时期的一系列弊政，政治上出现了清明的态势。重新录用正德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不用的诸臣，将明年的田租减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未交的赋税尽数豁免。 [16]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罢大理银矿。于同月诛杀钱宁，六月诛杀江彬。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17]
政治上，明世宗继位后勤于政务，整顿朝纲，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 [18]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其妻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经济上，明世宗严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田于民。明朝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朝野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明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文化上，明世宗即位后马上整肃科举制度，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明世宗执政前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史称“天下翕然称治” [19]  。但是及至明世宗中年，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各个行业凋敝衰落，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可见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朱厚熜崇道乱政
明世宗执政中期，朝政日渐腐化，由于国家承平日久，明世宗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 [20]  议大礼的成功，使世宗获得在宗法上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他还要借助道教来神化自己。 [21]  而且明世宗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方士、道士们利用明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明世宗，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22]
明世宗一改诸帝佛、道兼崇的习惯，而专奉道教，压制佛教。他对道教的崇信主要是迷信其斋醮方术，同时为了神化自己，他还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 [21]  随着杨廷和的去职和大礼议的升级，明世宗的崇道活动也随之升温。斋醮的内容自祈雨雪、禳旱涝、祛病除灾以至求嗣延年，抗倭御虏几乎无所不有。他还赐给入直大臣道教冠服，百官斋醮时，派御史纠仪，派亲信察其不虔者。世宗对道教方术十分迷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以祈禳祓除获幸，宠遇不衰。段朝用以烧炼术进，胡大顺以吕祖“三元大丹”进，其他以丹法秘书进者不可胜数，往往以此瞬息宝贵。明世宗还仿效宋徽宗故事，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直接神化自己。其父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母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又自号“雷轩”，“天池钓叟”。 [23]
嘉靖十九年（1540年），太仆卿杨最以谏监国议且直言求仙之荒谬，“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在明世宗的高压下，直谏之风渐息，一时“谄风滔天”。史称“古今献诗颂圣者……惟世宗朝最为繁夥”。 [24]  可见明世宗对得宠的道士多赐以高官厚爵，百官的荣辱进退也往往取决于是否虔心奉道；对于直言批评朝政得失的官员，则残酷打击。 [25]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十几个宫女以杨金英为首，决心要害死明世宗，后失败，史称“壬寅宫变”。 [26]  事后，明世宗便搬到西苑的万寿宫，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寝宫里。宫婢之变后，明世宗把转危为安归功于事玄之效，更加热衷于斋醮祈祷。他躬服道教衣冠，“以为祈天永命之事”；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 [27]

朱厚熜内忧外患
嘉靖晚期，边事废弛，吞没军饷，倭患渐起。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朝的祸患。各地也爆发多起民变。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王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 [28]  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
嘉靖三年（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又发生广宁兵乱。 [29]  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的骑兵。嘉靖十九年（1540年）正月，吉囊袭扰大同，杀明朝指挥周岐。 [30]  六月，瓦剌部袭扰边塞。七月，吉囊入寇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在宣平迎击，将其击败。 [31]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春，俺答多次入塞袭扰。八月，俺答汗进犯延绥。十月，朵颜入寇，杀守备陈舜。 [32]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明世宗屡次拒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为武力逼迫明世宗答应互市，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 [33]  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 [34]  明世宗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 [35]  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史称“庚戌之变”。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以塞责。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世宗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方消停。
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取得入居澳门的特权。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来自日本的仅有53人的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芜湖、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 [36]  横行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 [37-38]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朱厚熜阁臣纷争

徐阶
嘉靖中后期，明世宗宠信奸臣严嵩，造成了很大的恶劣影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提拔年过六十的严嵩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诬害夏言，明世宗准其再任内阁首辅，因而严嵩专擅国政近十五年之久。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明世宗安排裕王朱载坖（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世宗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明世宗暂时住到了玉熙殿，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于是明世宗想营建新宫殿。他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请求他到南宫居住，因南宫为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住的处所，所以明世宗很不乐意。然后问徐阶，徐阶请求重修永寿宫。后来由他主持建造成万寿宫，明世宗搬了进去。徐阶因此加封少师，兼支尚书俸，而严嵩渐渐被皇帝冷落。 [39]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明世宗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则取代严嵩为首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杀。

朱厚熜晚年去世
随着明世宗年龄增大加之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朱砂的丹药，明世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严厉批评明世宗妄想长生，无父子、君臣、夫妇之情，称“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又称如皇帝“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明世宗大怒，命左右“趣执之，无使得遁”，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在旁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明世宗默然，留中不发数月，海瑞下锦衣卫狱。 [40]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去世于乾清宫，年60岁。明世宗去世后，遗诏裕王朱载坖继位，改元隆庆。奉先帝世宗皇帝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北京昌平永陵。 [41]

朱厚熜为政举措编辑播报

朱厚熜政治

加强集权

对于文官集团，明世宗通过大礼仪之争为其父母争名，加强皇权，打击文官势力，迅速摆脱了杨廷和的控制。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坛新的人事格局。整顿翰林院各项积弊，为了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让内阁有了密奏专权，看似是权力提升，但几任内阁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
明世宗时期任用的官员宰辅
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张璁、贾咏、杨一清、谢迁、翟銮、方献夫、夏言、顾鼎臣、严嵩、许赞、张治、李本、徐阶、袁炜

将领
俞大猷、胡宗宪、戚继光、谭纶、汤克宽、周尚文、马芳、张经

宦官

黄锦：初任朱厚熜伴读。世宗期间掌司礼监、东厂。称其为“黄伴”，颇受信任。权势强大，但能自我约束的一个太监。

孙洪：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三年入宫。此人清廉奉公。

毕云：提督东厂。办事清廉、勤劳谨慎。

孙彬：内官监太监。此人好学，善于楷书。

抑制宦官

明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整顿吏治

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多年以后，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选贤用人以尧舜和太祖做的最好，像严嵩这样的官员是朕亲自简拔的，竟然没有才能到如此地步。”应当说，明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明世宗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来屡次下旨禁肃朝仪，廷臣有许多故意失态的”。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限制外戚

明世宗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也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通鉴》编纂者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42]

改革科举

明世宗继位后，张璁认为科举考试在当时存在着两大弊端，即应试文体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并认为这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突破口。为此，张璁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考试文体务必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进行说理，一定要极尽事物的原理；议论事务，必须要通晓经济天下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可用。二是各省乡试主考官应访查举荐翰林、科道、部属等有学识有人品的人，另外派遣二人为考官；在两京进行乡试的除了命题的主考官外，增添京官两三人作为分考，以及时弥补主考之所不及。一定要严敕各御史一同参加考试选拔，以保证选取的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遏制私自举荐的风气”。对此改革主张，明世宗予以全力支持。他要求礼部按照张璁的提议，选择学行兼优的京官或进士，每省派出二人，前去监察考试，但不得参与内部决定；两京乡试除了主考外，五经房仍然各加科、部官一员。派遣京官主考各省乡试，以维护考试的严肃性，这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
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正式推行这一重大举措，如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吏部主事王激、大理寺评事余前往广东，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主考顺天府乡试的春坊右庶子韩邦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改革措施予以积极的肯定。他说：“当今圣上关注科考之事，对科场把握非常严格。”此次乡试因按张璁所定新制举行，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次年（1529年），张璁在阅完会试试卷后，对从各地乡试选拔的三千七百多人的考卷文风的崭新变化深表满意，并大加赞赏。张璁认为：“如今文人有如此大的成绩，都是因为当今圣上的决策正确。”在明世宗亲自批完廷试考卷之后而排列名次时，世宗并不以己意而定，而是要求张璁等人从公论定。

宗室管理

明朝宗室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明世宗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扩建北京

北京永定门
嘉靖初年，明世宗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明世宗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43]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明世宗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朱厚熜军事

巩固海防

嘉靖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海贼，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卫所海防体制无法应对严重的局势，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招募，编练新军，在沿海建立水寨，打击倭寇。随着浙、闽等剿倭的军事胜利，自嘉靖中后直至万历初年，倭寇自闽突入潮、揭，与当地海寇吴平，许栋海盗等勾结，进攻潮州、揭阳、蓬州、新安、广海、双鱼、雷州等南海沿岸卫所，盘踞海岛，流毒海滨，南海地区成为海患发生的重点区域。在平定海患过程中，总督等广东官员逐渐认识到，如果朝廷集中兵力围剿，倭寇，海盗可以平定，但这种依靠临时征集省内外大军的征剿用兵方略，是权宜之计，难以保证沿海长治久安。 [82]
嘉靖十五年（1536年），总督钱如京根据海防形势奏请，将原设在广州的巡视海道副使（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复设于南头，巡视全省海防。吴桂芳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任两广总督，即设总兵府衙门于潮州，调动狼土劲兵四万五千名，福兵一万五千名，以伸威营总兵俞大猷为帅，与倭寇相持两月，大破敌军。 [81]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总督吴桂芳奏请设南头海防参将府。南头参将兼理潮惠，统管省城以东海防.同时为加强闽广交界处海防力量，防止倭寇，流贼从潮州，南澳岛之间的海峡航道自闽突入广东沿海，"又会请添设守备一员，领兵一千二百名驻扎潮州柘林，以严东界门屏之守"。 [80]

东南抗倭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明世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朱厚熜民族
明世宗时期，俺答几次要求通贡、互市。遭致世宗拒绝，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需求致使明蒙关系不断恶化，明朝边患问题不断。 [44] 嘉靖年间，蒙古族在其首领俺答的率领下频繁入掠，给明王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而酿成明代北边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庚戌之变，并且终嘉靖一朝，北部边防一直处于刀光剑影的战争状态。 [45]

朱厚熜经济
明世宗在位45年中，减免赋税、赈济灾荒100余次。明世宗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
但商业的兴盛，也激起包括皇帝及各级勋贵的贪欲。皇帝营建"大工"、皇族毁商霸产、一笔又一笔永不偿还的巨大的"商欠"、以特权强权为后盾的官店、皇店、藩店、卫店、绅店的垄断经营、强权"和买取物"，以及对民间商业的重税盘剥，都对此时商业的继续发展构成威胁和破坏。加之嘉靖嗣位以来政治形势的恶化，以及"南倭北虏"的入侵与直接破坏，使得原本兴盛活泼的商业，太为萎缩，商道淤塞，到嘉靖中后期，全面陷入衰败的境地。 [46]

朱厚熜文化

变革祭礼

嘉靖时期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塑造帝系正统，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同时，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47]
“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48]

重录《永乐大典》

明世宗继位以来，将《永乐大典》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明世宗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崇道禁佛

明世宗在历史上以崇信道教而著名，是继宋徽宗之后的又一位"道君皇帝"。明世宗君臣的宗教活动中，有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明世宗以救灾为目的的宗教活动，使道教地位有所提高；也对朝中政治格局产生一些影响；还为整饬刑罚和吏治提供了契机。 [49] 与此同时，他禁绝佛教，对明代佛教、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50]

更定祀典

明世宗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
明世宗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

朱厚熜历史评价编辑播报

《明世宗实录》：“神圣不世出之主”；“躬秉圣资，出抚兴运，铲奸剔蠹，丕举王纲，肇修人纪。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
河南道御史刘安说：“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 [52]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载：“张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前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张璁）所翼赞。”何乔远认为嘉靖前期出现的国家中兴是得益于首辅张璁推行的改革。 [53]
海瑞：“嘉靖，家家乾净”。
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的较为全面的评价：“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张居正：“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世宗禁革外戚封爵，乃“超世之见，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仿佛其万一者。”“振耀前猷，茂恢令绪，德总百王，规摹万世。以永凝佑命，启昌期，曷有纪极！”“臣等窃以为我皇上当英妙之龄，事事皆祗先猷，宪章烈祖。则太祖定制与世祖圣谕，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世祖天纵聪明，继统之后二十年间励精图治，孜孜问学，其英谟睿断，诚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
谈迁：“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烂焉具举。斋居数十年，图逦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真英主哉！始衷终则，新都（杨廷和），永嘉（张璁），华亭（徐阶）功大矣。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方之汉武帝。功不胜过焉。”“厘革积习，诚雄主也。”“以严驭吏、以宽治民；以经术为师，以法律为辅；以严明修内治，以安静治边防。”“（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张廷玉等《明史》：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51]
孟森：嘉靖迷信方术，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宠得幸，全国正直之士被压抑打击，官僚士大夫的风气、习尚就此大大恶变。士风败坏，一代政治也就没有希望了。
毛泽东：“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 [54]
王家范：“明世宗相信方术到入迷的地步，以至走火入魔。” [55] “嘉靖修斋孤居而不忘独断朝纲，与其说是“无为”，不如说深得法家之刻薄阴狠，将帝制的专横发挥到了极致。”
毛佩琦：“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个明朝17个皇帝中，他是应该有作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发动了一个大礼仪。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吧，这个大礼仪把朝廷上下的官员全部牵扯进去了。” [56]
卜键：“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世宗既有倡导引领之力，又有宽容和保护之功”；“家国牵羁，六趣牵缠，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希望与失落，充满追求与幻灭，充满期待，也不乏惆怅。”“要之，这是一位禀赋甚高的帝王，是一个学者化的皇帝，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国的弯路。”
陈宝国：“这个皇帝很有意思，他不穿龙袍，不上朝，但朝中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还牢牢把握着军权和兵权；我在戏里几乎没坐过龙椅，跟《汉武大帝》太不一样了，这个皇帝很另类。” [57]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朱厚熜轶事典故编辑播报

朱厚熜信奉道教
明世宗信奉道教，他不仅本人信道，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明世宗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明世宗迷信丹药方术，他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满足自己修道，明世宗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宫女们忍无可忍，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差点将明世宗勒死，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特别是经“壬寅宫变”幸得未死，从此移居西苑，设醺炼丹，迷信道士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回大内，法纪逐渐松弛。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愈益深重。
明世宗任用道士，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然后让道士烧掉，企图让神仙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平生最恨严嵩，借助这个机会向明世宗传达了“奸臣如严嵩，忠臣如徐阶”的字样，最终使权臣严嵩落马。 [58]

朱厚熜敏感多忌
明世宗在一次经筵上，讲官徐瑨讲《论语》中“曾子有疾”章，故意回避其中“人之将死”这句，明世宗说：“死生常理，有何嫌疑？”命令补上。但后来逐渐忌讳“死”及其谐音字。
明世宗对他人用语极为敏感，忌讳也很多。刚即位时，有一次穿的龙袍很长，明世宗老是要挽起来，很不高兴。内阁首辅杨廷和说：“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世宗马上转怒为喜。
晚年，太医院使徐伟为明世宗诊脉，明世宗龙袍拖在地上，徐伟不敢接近，明世宗问原因，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明世宗便收其龙袍，让他诊脉，完毕后，明世宗写了一道手诏给内阁大臣，内容是：“伟顷呼地上，具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看到后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 [59]
此外，嘉靖年间，蒙古连年入侵，明世宗也厌恶“夷狄”这两个字，每写到“夷狄”这两字，都会写得很小，以示贬低之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出的会试题目有“绥之斯来”、“其死也哀”两句，又有两个“夷”字，明世宗看了后龙颜大怒，要从重惩处高拱，在徐阶的辩护下才作罢。 [59]

朱厚熜喜爱养猫
嘉靖年间，宫中养了一只叫“霜眉”的卷毛猫，呈微青色，但双眉却是洁白的，非常善解人意，明世宗出行时，此猫充当前导，又经常伺候明世宗睡觉，明世宗爱如珍宝。后来，霜眉死了，明世宗非常伤心，命令大臣们写祭文，但大臣们都没写过动物祭文，难以发挥，只有一个叫袁炜的礼侍学士在祭文中写了“化狮成龙”四字，令明世宗十分满意，提拔他做礼部尚书，补入内阁。明世宗下令将霜眉埋在万岁山北麓，题碑“虬龙冢”。 [60-61]

朱厚熜公主遭骗
嘉靖六年（1527年），皇室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通过太监、女官的极力推荐，皇室选定了一个叫陈钊的男子，并和陈家定下了婚期，永淳公主即将“下嫁”。谁知，有人向皇家告发说，陈钊家族世代患有恶疾，而且生母是再婚，且做了别人的小妾。堂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实在是有辱皇室的尊严。于是明世宗马上悔亲。可眼看婚期将近，为了挽回皇室的面子，明世宗赶紧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马。经过千挑万选，终于挑中了一个叫谢昭的男子。这次，明世宗亲眼审查驸马人选，于是，他接见了谢昭。谁知亲眼一见，明世宗狂怒不已，原来这个谢昭奇丑无比，这与之前下面官员描述的“高大俊朗”有着天壤之别，皇帝很生气，然而婚期不等人，明世宗只好自吞苦果，在明知被骗了的情况下，准许妹妹永淳公主下嫁给谢昭。 [83]

朱厚熜人际关系编辑播报

朱厚熜家世
祖父：宪宗纯皇帝朱见深。
祖母：孝惠皇后邵氏（追尊）。
父：（追尊）睿宗献皇帝朱祐杬。
母：（追尊）慈孝献皇后蒋氏。

朱厚熜后妃

皇后（4位）

孝洁肃皇后陈氏
孝洁肃皇后，陈氏，原配妻，流产血崩而死。初谥“悼灵”，后改谥“孝洁”，全谥曰“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翊圣肃皇后”，合葬永陵，祔庙。
张废后，初封顺妃，陈皇后死，继立为皇后。后来废死冷宫。无谥。
孝烈皇后，方氏。初封德嫔，张皇后废，继立为皇后。嘉靖二十七年崩，全谥曰“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祗天卫圣皇后”，葬永陵，别祀弘孝殿。
孝恪杜皇后，明穆宗生母，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康嫔。晋康妃。嘉靖三十三年，薨，谥荣淑康妃。穆宗即位，尊谥曰“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后”，迁葬永陵，祀主神霄殿。

皇贵妃（3位）

阎贵妃（？—1541年），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丽嫔。嘉靖十二年八月生皇长，十三年晋丽妃，十五年晋贵妃，十九年病死。赠皇贵妃，谥曰荣安惠顺端僖。
王贵妃（？—1553年），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庄嫔，十五年生皇次子，晋昭妃。十八年因儿子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晋为皇贵妃。三十一年太子病故，次年她亦死，推测年40岁上下。谥曰端和恭荣顺温僖；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即“世宗贤妃墓”。
沈贵妃（？—1581年），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僖嫔。晋宸妃、晋贵妃，十九年正月封皇贵妃。抚养曹端妃的第二个女儿宁安公主。万历九年病死，谥曰庄顺安荣贞静皇贵妃。葬于悼陵。

贵妃（3位）

马贵妃，谥曰荣安贵妃。
文贵妃，入宫时间不详，初封敬妃，后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于万历年间去世，谥曰恭僖贞靖贵妃，葬悼陵。
周贵妃，生平不详，葬于明十三陵“世宗贤妃墓”。

妃（41位）

（一）以下17位妃，见《明史》、《明书》、《国榷》、《世宗实录》、《昌平山水记》、《宛署杂记》等史料：
文恭妃（？—1532年），初封恭妃。后因罪被软禁。十一年忧伤而死，世宗下令葬礼一切从简。谥曰悼隐恭妃。
郑贤妃，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 [62] ，封贤嫔。十五年死，约20岁出头。谥曰怀荣贤妃。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即“世宗贤妃墓”。
沈安妃，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为安嫔。十五年进封为安妃，无出，卒年不详。（参见《明书》、《宛署杂记》）
卢靖妃，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为和嫔。十六年生景恭王朱载圳，晋靖妃。她在万历年间以高龄去世，葬于悼陵。
曹端妃（？—1542），生常安公主、宁安公主。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壬寅宫变”，她受诬陷，被方皇后借机以凌迟酷刑处死。
尚寿妃（1549—1610），原为宫女。死于万历三十八年，年62岁。
杨荣妃（？—1566），原为宫女，未及册封，嘉靖四十五年大火中为保护皇帝和尚寿妃遇难。追赠为荣妃，谥曰恭淑安僖荣妃，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的“世宗贤妃墓”。
江肃妃，嘉靖十五年封恭嫔，次年生颍殇王朱载（土啇），十九年晋肃妃。
包宜妃，生平不详。《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九月记载“己卯，世庙懿妃赵氏薨，命治丧礼仪杀宜妃包氏三之二。”据此推测她最迟在隆庆三年（1569年）已经去世。
赵懿妃（？—1569），嘉靖十六年生皇六子戚怀王朱载沴，十九年晋懿妃。隆庆三年九月病死，不知何故，明穆宗严令她的葬礼从简，其规模只有包宜妃的三分之一；
陈雍妃（？—1586），嘉靖十六年封雍嫔，八个月后生蓟哀王朱载㙺。十九年晋雍妃，次年生归善公主。万历十四年去世。
马贞妃，嘉靖四十五年六月薨，赐谥曰荣安。葬天寿山之陵次，丧葬礼仪同阎贵妃。史料见《昌平山水记》。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的“世宗贤妃墓”。
赵荣妃，生皇八子均思王朱载（土夙），其他事迹不详；
张德妃，生嘉善公主，谥曰荣昭德妃；
杨淑妃，谥曰端静恭惠淑妃。
王丽妃，谥曰恭僖丽妃。
徐永妃，谥曰端惠永妃。
（二）以下24位妃子的名号见《宛署杂记》或《明书》。
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妃子墓，生平谥号不详：王靖妃、于宜妃、宋宜妃、王宸妃、褚晏妃、褚静妃、张常妃、王庄妃、彭安妃、杜庄妃、王康妃、张和妃、高和妃、高安妃、张安妃、王徽妃、张淑妃、王贞妃、陈静妃、王怀妃、何睦妃、耿平妃、吴定妃、李顺妃。

嫔（31位）

（一）嘉靖十年三月二日，明世宗欲仿古礼为九嫔之选，在民间选美，册选如下九嫔。
郑氏为贤嫔、方氏为德嫔、王氏为庄嫔、阎氏为丽嫔、韦氏为惠嫔、沈氏为安嫔、卢氏为和嫔、沈氏为僖嫔、杜氏为康嫔，时年在14—18岁之间。其中的8人后来分别晋为皇后、皇贵妃、妃，只有1人未得晋封。
韦惠嫔，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事迹不详。
（二）如下6嫔，名号见《国榷》：
王宁嫔（？—1542），入宫途径、封嫔时间不详。据说她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的主谋之人（待考证），被方皇后下令凌迟处死。
李敬嫔，由其父自荐、未经挑选而直接入宫，嘉靖十四年二月册为敬嫔，无出；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其妹又被哥哥献入宫，位份不详。 [63]
赵荣嫔；卢靖嫔；江恭嫔；任顺嫔。
（三）如下25嫔，俱葬金山。名号见《宛署杂记》县始坟墓。
庄嫔王氏、惠嫔韦氏、常嫔陈氏、常嫔李氏、裕嫔王氏、怀嫔王氏、御嫔黄氏、宛嫔赵氏、常嫔马氏、常嫔刘氏、常嫔杨氏、常嫔张氏、康嫔刘氏、常嫔傅氏、常嫔张氏、常嫔刘氏、昭嫔张氏、常嫔武氏、宁嫔郭氏、静嫔田氏、安嫔孟氏、丽嫔宋氏、和嫔任氏、常嫔高氏、常嫔王氏。

朱厚熜子女

皇子

长子朱载基（1533—1533）（《弇山堂别集》作朱载填），是明世宗朱厚熜庶长子，母阎贵妃。朱载基在嘉靖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出生，两个月后十月十日去世，追封谥号哀冲太子，葬西山。
二子朱载壡（1536—1552），是朱厚熜庶次子，母王贵妃。朱载壡在嘉靖十五年出生，嘉靖十八年立为太子，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去世，年十四岁，追封谥号庄敬太子，葬西山。 [64]
三子朱载坖（1537—1572），母杜皇后，封裕王，后继位为皇帝，即明穆宗，明朝第十二位皇帝。
四子朱载圳（1537—1565），与明穆宗朱载坖同岁，仅小一月，母靖妃卢氏。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封景王，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死于德安（湖北安陆）王府，无子撤藩，谥恭。
五子朱载

admin · 发表于 2022-4-12 07:59:05

壬寅宫变  播报 编辑  讨论14 上传视频

壬寅宫变，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是妃嫔和宫女们意图杀死明世宗朱厚熜的一次事件。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由于明世宗多疑暴戾，喜怒无常，宫人常被责罚，杖毙者多达二百余人。宫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动了“壬寅宫变”。 [8]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王宁嫔等人的指使下 [11]  ，杨金英等十数名宫女乘明世宗熟睡之际，用黄绫布把世宗的脖子套住，然后用力拉扯，企图杀死世宗。而后又因打了死结，缢不死世宗，遂又用钗、簪等物刺向皇帝。 [20]  在这时其中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方皇后。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最终，涉事宫女全都被凌迟处死，而参与谋逆的曹端妃、王宁嫔也一并被斩首。 [12]  曹端妃是否被诬陷存在争议。 [4]

中文名壬寅宫变发生时间1542年11月27日发生地点紫禁城主要人员朱厚熜、杨金英、王宁嫔、曹端妃

目录

1 事件起因
2 事件过程
3 事件结果
4 事件影响
5 事件评价
▪ 古代
▪ 现代
6 事件争议
7 后世纪念

事件起因

编辑

 播报

明世宗多疑暴戾，喜怒无常，宫人常被责罚。《明宫词》中记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宫人惧。” [15]  意为世宗性格狂躁。《李朝中宗实录》也有记载：“若有微过，（世宗）辄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人。”可见当时宫人遭受的待遇非常残酷。 [8]

宫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动了“壬寅宫变”。 [11]

事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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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
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1542年11月25日）点灯时分，王宁嫔在东稍间主动与曹端妃商量：“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她准备在世宗再次来到端妃宫中时，将世宗刺杀。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听说，杨玉香就往东稍间去拿了一条细料仪仗花绳解下，搓成一个绳子套。 [2]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1542年11月27日）夜晚，明世宗睡在了曹端妃的宫中。 [12]  世宗睡熟后，杨金英（系低级嫔御，常在、答应 [2]  ）趁机与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十多位宫女 [11]  共同实施行刺。杨金英将绳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花拴套儿，一齐下手，把世宗死死按住。姚叔皋（《明实录》作淑翠）掐着脖子。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世宗从梦中惊醒，正要叫喊，却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口。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面上。宫女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套，把世宗的脖子套住，然后用手拉扯。邢翠莲按着胸前，王槐香按着身上，苏川药拿着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扯绳套儿。 [2]

世宗拼命挣扎，她们便又打了一个结。但这个结不小心达成了死结，越拉越紧，却就是勒不死世宗。 [12]  另外几个宫女急了，拔下自己的钗簪，朝着世宗身上便是一顿乱刺。 [20]  世宗被多个宫女按住，动弹不得。眼见世宗勒不死，有人害怕了。于是一个名叫张金莲的宫女跑出门，直奔方皇后的居所自首。皇后听说一群宫女谋杀皇帝，大吃一惊，连忙带人赶往端妃宫中救驾。 [2]

杨金英等人见势不妙，只得抛下世宗，四处奔逃，最后全部被逮捕。 [2]  皇后一边带人解开套在世宗脖子上的绳索，一边派人召来御医。 [11]

事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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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诸御医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事后，许绅被“赐赍甚厚”，但不久他便得了重病，心知难愈，对家人道：“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3] [16]  这位太医院使是吓死的，可见当时危急之状。

方皇后命司礼监太监张佐、高忠等审讯被捕宫女，并将结果上报世宗，“言金英（即杨金英）与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亲行弑逆，宁嫔王氏首谋，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张金莲事露方告，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皆同谋者。” [11]

根据司礼监的上奏，世宗遂颁谕旨称:“这群逆宫婢杨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谋害弑朕于卧所，凶恶悖乱，好生悖逆天道，死有余辜。你们即打问明白，不分首从，便都拏去，依律凌迟处死，锉尸枭首，示众尽法。各该族属，不限籍之同异，逐一查出，著锦衣卫拏送法司，依律处决，财产抄没交官。” [4]

于是刑部会同锦衣卫将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以及端妃曹氏、宁嫔王氏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抄没涉事宫女家产，还将丝花绳和黄绫抹布封收官库。 [4] [17]

次月，明世宗在严嵩的建议下，遣朱希忠等人告谢宗庙，并敕告天下说自己已经康复，以安人心。 [28]

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壬寅年，又在后宫发生，所以时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事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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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宫变是明世宗专横暴躁，横施淫威所造成的，对嘉靖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开启了明世宗怠政的时期，世宗从此独居西苑，潜心修道。 [19]  第二，这一事件后，明世宗认为自己幸免于难是修道心诚的原因，反倒从此更加崇信道教，专一奉道事玄。 [18]  第三，间接导致严嵩专权乱政的出现。壬寅宫变是嘉靖朝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6]

事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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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谈迁：壬寅西宫之变，古未有也。东晋孝武，一见于贵妃张氏。而世宗何如主也？势岌岌而无及矣！赖天之灵，逆而不克济。史谓诸婢为谋已久。嗟乎！深闺燕闭，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遽危社稷，言之不胜心悸。人主举动，刑于寡妻，良有由哉！ [27]

现代

刘玉：没有子嗣, 被宠幸者又不能因宠幸而进封, 自然是怨声载道。再加上世宗本人喜怒无常, 处罚手段残忍, 宫人时刻惊惧在心, “命在旦夕间” , 故而反抗似乎也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参与宫变的宫嫔“诸婢为谋已久” , 正是嘉靖朝后宫这种恶劣的环境才会应引发这种激烈的宫变, 这与其客观环境是相符合的。 [30]

柏桦：“壬寅宫变”的发起，由于该案审理不是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与案件相关的人证供词也没有公布于众，所以人们不知道案发的具体原因，再加上宫廷事秘，统治者有意掩饰，则难免疑点百出，这就给各家的猜测提供了依据。司法程序的混乱，正是聚讼纷纭的关键所在。 [29]

新浪网评：杨金英和她的姊妹们发动的“壬寅宫变”，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抗暴行为，虽然史书上每提及此事就是“谋逆”、“弑君”，但是无论史官们怎样谩骂和攻击，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杨金英们所要谋杀的，是一个已经肆意残杀了二百多个无辜宫人的帝王，她们发起的只是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自救行动，纵使失败了，也至少能让这个世界知道，她们不是坐以待毙的懦夫。 [5]

事件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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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涉宫闱隐私，正史记载有限，后世的史学家们对此事众说纷纭。关于此次宫变的性质，有以下几种主流说法。

说法一：宁嫔、端妃伙同宫女谋逆

根据张合所载宫女口供，王宁嫔、曹端妃为主谋。 [2]  据《明世宗实录》，世宗亲口说王宁嫔、曹端妃都参与了谋逆（“二逆御氏结宫婢杨金英等，大肆谋逆、戕害朕躬”） [28]  ，事发后二妃也和十六名宫女一同被弃市处死；世宗此后从未替二妃平反，实录编纂者也未附注二妃被诬陷。 [11]  因此，可知在官史记载中是王宁嫔、曹端妃伙同宫女谋逆，被依法处死。

说法二：宫人为保全性命，自发起义

说法二其实是对说法一中谋逆动机的补充。根据《李朝中宗实录》，嘉靖帝喜怒无常，残害宫人。宫人只要犯了一点错误，就会被严酷惩罚，有两百多名宫人被打死。于是，包括王宁嫔、杨金英在内的宫人们都对世宗都心怀怨怼，认为其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选择殊死一搏，起义弑君。 [8]  司礼监审问宫女的口供中，王宁嫔曾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 [2] [7]  可以印证这种说法。

此外，明世宗迷信道教，崇尚方术。 [1]  为炼制丹药“红铅”以求长生，竟采集宫女们初潮的经血，无疑给宫女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伤害。 [9] [13-14] [26]  但依照相关史料出处，世宗采集宫女经血来炼制“红铅”分别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之事 [9]  ，远晚于壬寅宫变之年；况且士大夫和明穆宗也服用过这样的丹药 [13]  ，并无类似祸端；最后，亦没有史料指出炼制“红铅”与壬寅宫变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说法三：宁嫔与宫女谋逆，方皇后诬陷端妃为共犯

方皇后诬陷曹端妃参与谋逆的说法在明朝时便流传甚广，见于《名山藏》 [20]  、《国榷》 [22]  、《国史唯疑》 [21]  等一系列私史。后来清朝编纂《明史》时也采纳了这种说法。 [12]  但《万历野获编》在谈及此事时对曹端妃是否清白持保留态度：“又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俱载《实录》中。故老相传，曹妃为上所嬖，孝烈妒而窜入之，实不与逆谋，然而宫禁事秘，莫能明也。“ [4]

端妃蒙冤一说的主流版本是：壬寅宫变后，世宗由于脖颈受了重伤，不能说话或表态（“病悸不能言“）。方皇后因妒忌曹端妃得宠，便趁世宗不能说话，下令将曹端妃一起诛杀。当时，世宗知道了曹端妃的冤屈，却救不了她，眼睁睁地看着爱妃丧命，从此非常怨恨方皇后。 [12]  一日，方皇后宫中起火，世宗故意不让内监救火，使得方皇后被活活烧死。 [20]

尽管故事曲折传奇，但这种说法与正史多有矛盾，疑点重重。第一处矛盾在于，太医许绅的墓志铭及传记都记载明世宗在宫变第二天便脱离危险 [11]  、可以说话了，《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世宗曾在案件审理期间下达口谕 [4]  ，因此世宗因为说不了话而救不了曹端妃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3] [16]  第二处矛盾在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宫中起火，八日方皇后才去世，并不能证明方皇后是被烧死的。 [24-25]  第三，在《实录》中世宗对方皇后情深意重，由于方皇后救驾之功，还非常感激她。方皇后死后，世宗非常悲痛，将其以元后之礼入葬，待遇优厚。 [23]  如此种种，都没有怨恨方皇后的迹象。综上所述，说法三可信度较低。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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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帝王宫蜡像馆内，有一组宫女要勒死皇帝的场面，那正是壬寅宫变中的场景。 [10]

admin · 发表于 2022-4-12 08:00:49

庚戌之变  播报 编辑  讨论6 上传视频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由古北口进攻北京。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1]  兵部尚书丁汝夔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

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2-3]

中文名庚戌之变时间1550年地点北京附近参与人物俺答汗，严嵩结果鞑靼军焚掠后退走朝代明朝

目录

1 背景
2 经过
3 结果
4 影响
5 评价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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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残余势力同明朝对抗。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明成祖于1421年迁都北京，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设立卫所20多处。16世纪中叶，蒙古地方势力土默特部首领吉囊、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区的主要对手。吉囊、俺答为了交换得到中原的铁、布匹等物资，一面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一面又经常骚扰边境。以明世宗朱厚熜为首的明王朝拒绝了俺答的要求，并杀了蒙古的使节石天爵等。

1542年吉囊死，俺答执掌土默特部，他的求贡得不到批准，导致了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扩大。 [4-5]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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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庚戌之变时的明世宗朱厚熜
发生庚戌之变时的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输入蒙古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 [6-7]
俺答先降服了朵颜卫酋长影克等，称之为“辽阳军”。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朵颜三卫就多次引蒙古侵犯广宁、辽阳，威胁白马关、黄花镇。 [21]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 [8]  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先攻宣府，遭守军抗击，明兵部尚书丁汝夔请调兵加强古北口等地防守，未果。 [23]  俺答随后在朵颜卫影克等的向导下 [22]  ，声东击西，于八月十四日以数千骑兵佯攻古北口，自率主力从鸽子洞偷袭黄榆沟（古北口西）。明巡抚蓟辽都御史王汝孝、总兵罗希韩调集主力以炮火、矢石奋力还击，但后路被抄，全军溃散。俺答自石匣营至密云，转攻怀柔、昌平，抵通州，纵兵四掠。 [23]  俺答扎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 [9]

自土木之变以后，京师百年无警，如今俺答突然兵临城下，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当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 [1]  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皆恇怯不敢战，又缺少粮饷。当时明世宗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定西侯蒋傅、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督守京师九门，又令锦衣卫都督陆炳、礼部侍郎王用宾守皇城四门，并募市民及武举生员共4万协助守城。未几，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延绥副总兵朱楫率勤王兵至，人心稍定。河间（今属河北）、宣府、山西、辽阳援军亦先后抵达。诸路援兵约5万余人。然勤王之师均系闻警轻骑驰援，粮饷不济，饥疲不堪，战斗力颇弱。 [9]  仇鸾也纵兵辫发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 [10]

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十九日，俺答部自通州西进，前锋700余骑逼至京城安定门，杨守谦与朱楫不敢迎战。二十一日，俺答军抵城郊，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地。严嵩力主以坚壁为上，让俺答部饱掠自去。丁汝夔按此主张，令诸将闭营不战，任其掳掠。 [23]  当时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虏的宦官杨增，手持俺答的书信回复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 [11]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 [6-7]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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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接到俺答的书信后，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礼部尚书徐阶斥责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赞同徐阶的话，并询问众臣如何回答俺答书信，徐阶说：“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非所爱。”徐阶认为无条件应允太失面子，只有劝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世宗采纳了徐阶的主张。 [12]  据蒙古史料记载，“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扎克（杨增）之人，谓‘互相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之田赋之后而回还”。 [13]  也就是说明朝允诺了通贡后，俺答便撤兵了。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军撤退。此前，俺答于八月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到撤退之时，大雨倾盆，俺答认为白羊口过于狭窄，怕明军伏击，乃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崖口、镇边城等处，一半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在俺答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引兵蹑其后，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军不战而溃，死伤千余人，仇鸾本人差点被俘。其后俺答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 [6-7]  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 [14]  其后明世宗追究责任，兵部尚书丁汝夔作为严嵩、仇鸾一党的替罪羊而被处斩。

庚戌之变虽已结束，但明世宗认为乃奇耻大辱，对阁臣说：“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指示兵、户二部“先集兵聚粮”，准备出征。又谕仇鸾“卿勿怠此戎务，必如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 [15]  随后明廷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6-7]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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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只在次年（1551年）在大同开马市。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明朝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16]

庚戌之变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明世宗亦对蒙古深恶痛绝，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17]  至1570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才开始得到安宁。 [4]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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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18]

同时庚戌之变不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明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 [19]

编修《明实录》的明朝史臣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年）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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